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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呈現高速增長態勢，按照通常的經濟學原理，高增長必然會帶來高就業，但我們的經濟高速增長爲什麼沒有帶來高就業，就業形勢反而不能令人滿意？中央不斷調節增長速度、穩定物價和轉移剩餘勞動力和擴大就業的關係，降低失業水平。但爲什麼中央的調整預期不能完全實現呢？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我認爲，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的發展戰略、體制和政績觀的偏失使然。
從地方經濟發展的取向和方式來看:一是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特別是增加當地財政收入。而從這方面考慮，特大和大型企業一般增加總量較快，上交稅收也較多，政績顯而易見；而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一般只是對就業有用，但對增加經濟總量和地方收入的貢獻不十分明顯。因此，許多地方實際上實行的是特大和大型企業發展戰略，對其實行較優惠的土地、配套等等政策，給以保護，不允許各部門亂收費和罰款。結果是勞動密集的個體、中小企業很難發展，經濟發展是由資本密集、相對用勞動力較小的企業投資和經營推動的。二是特別關注當地的硬件環境建設和條件:如寬闊的街道、大型廣場等等。由此造成在地方上政府性的投資較多，雖然也吸收農民工就業，但是建成後實現的就業數量很小，後續吸收就業能力較弱。三是追求市容街道整潔、大型超市、交通工具現代化等等所謂的城市形象，造成大量小商小販小攤急劇減少，擦鞋、修理自行車、人力三輪車等等就業機會被消除不少。例如，有的城市要建設無攤販城市，全市幾百萬人口只有80個左右“合法”的西瓜攤位；有的還要將撿破爛的統一着裝管理，並實行政府許可准入，收取一定的管理費，並對“違規”撿破爛者進行罰款處罰；這種與中國人口衆多、勞動力過剩國情不相符合的城市“現代化”意識，對城市第三產業就業機會的擴大造成嚴重的損害。
從一些國家地方領導的政治命運看，即便經濟發展再快，如果當地羣衆因失業嚴重、居民貧困而不滿意，就可能由議會動議而遭到罷免。而我們目前情況是，失業率不是一個考覈地方領導非常重要和硬性的指標，甚至與地方領導的評價和升遷沒有太大的關係，因此也就沒有促使地方領導發展費力、費時、對經濟總量貢獻不顯著、財政還要減收但對就業有用的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激勵和督促機制。
爲地方領導設身處地想想，讓誰去地方當一任領導，由於政績考覈和評價機制，他都會去發展特大和大型企業，也會讓當地的城管、交通、運政等部門去向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收費罰款，而不太顧及百姓的創業和就業。因爲它並不影響他的政績。這是體制使然，並不是他想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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