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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我們同意不同意，未來早晚要交給‘80後’。”針對最近社會上對“80後”大學生的種種批評，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指出，我們國家將來的領導人肯定要從“80後”的大學生羣體產生，他們的風貌代表了未來，他們也必將引領一個時代，“如果我們把自己對後輩的擔心形成陰影，在社會上擴大，是對未來不負責任！”
浙江大學黨委書記張曦完全不同意把“80後”說成“垮掉的一代”。人生有一個自私的、依戀父母的發展階段完全正常。“我們這一代也參加過文革，我也喊過口號，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不成熟的表現。但從另一方面看，不經過文革，我不會成長那麼快；不上山下鄉，我也會非常單純。誰沒有不成熟的時候？我們沒必要把一些人不成熟的表現誇大。”
在最近召開的高校黨建工作會上，不少大學的書記校長對社會批評“80後”是“垮掉的一代”進行了駁斥。那麼，他們眼中的“80後”是什麼樣的呢？
應建立適合“80後”的教育方式
“現在的大學生主要是1985年到1989年出生的，其成長背景與上一代人明顯不同。國內，正處於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階段；國際，趨向經濟全球化；其自身又是伴隨着網絡的迅猛發展而成長，國際上的前沿信息、文化動態他們都可以很快獲取。”武漢大學黨委書記顧海良分析，所以“80後”大學生的道德觀念、人生態度、語言風格必將打上鮮明的時代烙印。
這代大學生的第一個特點是自我選擇性極強。他們很少會對某種價值觀盲目認同，趨同意識很淡，所以他們思考的問題、說出的觀點都是上一代人想都沒有想過的。比如對教師，傳統意義上的大學教師並不一定能贏得尊重，他們對教師的人格魅力、講話能力要求更高。
“80後”的第二個特點，是學習興趣變化了。由於他們掌握了獲取知識的工具——互聯網，所以對學習知識、概念沒有很強的慾望，而高等教育很大程度還停留在強調知識傳授的層面，這必然形成與學生學習興趣的矛盾。
第三，他們希望形成以自己爲主體的模式來完成自己想做的事。“80後”喜歡通過QQ、博客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思想，通過爭論和碰撞形成自己的觀點，摸索新的思路。然而，學校教育多半還停留在單向的知識與道德觀念的灌輸上，很容易引起他們的反感和牴觸情緒。
顧海良指出，大學生羣體是不斷髮生變化的，1977年恢復高考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七八屆大學生之間的變化並不大。之後，學生的代際變化縮短到五六年，然後是兩三年，趨勢是頻率加快，代際差異加深，一個大一學生的思想就可能和大四同學當年大一時有很大不同。這都需要大學的教育工作者及時調整來適應這種變化，而不是指責他們。
比如資助貧困生的問題。5年以前資助學生給他助學金他就非常感激，不會再提什麼要求，但現在就希望學校能保護他的隱私。
武大學生在自己辦的雜誌上寫了一篇發刊詞，題目是《把陽光種入泥土》，顧海良問身邊的老師：“你們誰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我們最多會用‘思想的閃電’，卻說不出‘陽光種進泥土’這樣的語言。”
“他們爲什麼會厭課？用應付的態度對付考試？”顧海良反問。
“因爲他們覺得，知識性的考試對他們沒有意義！”他呼籲高校應該建立起新的、更尊重“80後”特點的大學教育教學方式，尊重他們希望自由探討問題的心態，能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尊重他們的行爲方式。
社會輿論不能固化“80後”垮掉的形象
中央音樂學院書記郭淑蘭認爲，當代大學生實際上對國家發展的認可度是很高的，他們關注分配不公問題、下崗問題、就業難問題，因爲他們希望國家更好更強。郭淑蘭深感，她的學生們關注民生的情感是真摯的，他們絕不是冷漠的一代。
“上一代從來都認爲下一代是要垮掉的，現在美國的諾貝爾獲得者、科技帶頭人就是當年垮掉的一代。”顧海良分析，事實已經證明，大學畢業後的年輕人接近社會中上層的週期率縮短了，因爲“80後”對社會的適應能力比“70後”更強，他們將很快成長起來。
“大學生不會釘釦子上網求助並不值得熱炒。”郭淑蘭指出，“80後”多是獨生子女，人人爲他是個社會現實，自理能力差是一個客觀現實，這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不銜接造成的。對於這個現象，社會輿論非要固化他們垮掉的形象，而不是激勵他們，結果只會害了他們。
王樹國稱自己也經常對學生求全責備，總覺得他們還有太多不足。但最近在哈工大，學生們自己組織的一場文藝晚會改變了他。幾千人的會場，同學們嘩的一下站起來，整齊劃一；舞臺上，幾位同學扛着國旗走來，高喊：“偉大的祖國，哈工大人向你報到！”
王校長熱淚盈眶：“誰說他們是垮掉的一代？他們絕對是未來社會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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