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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副祕書長陳健，在離任前向本刊披露——
我與安南共事的日子
聯合國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掌管“聯合國大會和會議管理部”(以下簡稱“會議管理部”)的副祕書長陳健，將於近期卸任。
在離開工作了5年多的崗位的時候，回首往昔，陳健心中有何感慨？聯合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際組織，留給他的印象是什麼？帶着諸多問題，記者來到了陳健位於聯合國大廈第29層的辦公室，對他進行專訪。
聯合國最大部門掌門人
1月15日上午11點半，記者如約來到陳健的辦公室。這是一間大約50平米的房間，屋內擺設十分普通：沙發稱不上豪華；辦公桌不大，上面的文件和辦公用品擺放得滿滿當當，卻很整齊。比較特別的是那面藍色的聯合國旗幟——它時刻提醒記者：這是在聯合國大廈。
現在，“會議管理部”的許多職員仍舊每天進出這間辦公室，向陳健彙報工作，或領受任務。但他們知道，與這位可敬的上司依依惜別的時候就要到了。此時，他們更想記錄下與陳健相處的點點滴滴。
陳健1942年生於上海。在陳健記憶中，最初的“上海故事”是刻骨銘心的——幾年以後，父親就病逝了，悲痛的母親不久也隨夫而去。孤苦伶仃的陳健只好帶着妹妹投奔外公外婆。依靠別人的接濟，祖孫四人過着相依爲命的日子。
幸好這種日子不算太長。1949年上海解放後，陳健得以進入學校學習。1959年中學畢業後，憑藉優異的成績，陳健幸運地考入了復旦大學英語系。1964年從復旦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外交部，來到嚮往已久的北京。一到北京，他就再次走進學校大門——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習了兩年。
當陳健順利結業的時候，“文革”開始了。他很快就被捲進浩劫之中——曾不得不到廣東汕頭牛田洋接受再教育，也曾在江西省宜春的“五七”幹校“鍛鍊”。不過，在江西的那段艱苦歲月中也有幸福時光——他遇上了同樣來自上海的姚文卿。這個端莊雍容的姑娘，兩年後成了他的妻子。
1971年4月，陳健回到北京。1972年，他告別新婚妻子，來到紐約，開始了漫長的在美國土地上的外交生涯，直到1994年夏奉調回國。20餘年間，除了兩次短暫的國內供職經歷，陳健在紐約、華盛頓的工作時間，加起來有整整12年之多。此後，擔任外交部發言人、升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執掌中國駐日本大使館。2001年，當陳健從日本離任回國時，聯合國又在召喚他了。當年8月，他再次來到了紐約，出任聯合國副祕書長，掌管“會議管理部”。陳健說：“很高興又回到了我外交事業開始的地方”
這一次，陳健在聯合國大樓內一呆就是5年多。他掌管的部門在聯合國是人數最多、花銷最大的機構。紐約東河邊的聯合國大樓，註定是陳健畢生難忘的地方。即將離開的時候，他在想些什麼？這可能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送給潘基文一句話
如果說聯合國祕書長是“世界總統”，那麼，陳健就是數十位“世界副總統”中的一個。
但這位“副總統”一臉隨和，笑迎來客。這讓記者一下子放鬆下來，決定斗膽從“敏感問題”開始此次採訪。
記者：潘基文就任祕書長後，向30位聯合國高層官員發信，表明要儘快更換高層官員，並請求他們辭職。您收到這樣的信了嗎？您如何考慮離任後的工作問題？
陳健：聯合國祕書長一上任就要求所有副祕書長和助理祕書長提出辭呈，據瞭解這在聯合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應該說，在所有副祕書長和助理祕書長中，我的心情是最輕鬆的，因爲中國政府和聯合國祕書處早已達成協議，內定我的工作到今年2月底結束。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可以在一種很輕鬆的狀態中觀看現在聯合國高層的人事變動。
按慣例，像我這樣“借調”的聯合國官員，任滿後將由本國政府再做安排。我相信，我國政府會安排一個有利於我發揮特長的工作。我已經65歲了，不可能再在外交第一線工作。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願去做些研究工作，推動國內加強對聯合國問題的研究。
記者：如何評價聯合國新任祕書長潘基文？就您與潘基文的初步接觸來看，他與前任祕書長安南在風格上有何不同？
陳健：潘基文與安南的風格明顯不同。首先因爲他來自亞洲，正如他說過的，他要改變聯合國的文化，改變祕書處的文化。潘基文來自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他的行事風格必然反映儒家文化。上任才兩週，他就已經表現出了諸多不同的行事方式，有的受到好評，有的不被人們理解甚至受到非議。這就是巨大的文化差異。他是聯合國歷史上每天上班時間最早的一位祕書長。以前的祕書長是上午10點上班，之前在住處接電話、處理事務。而潘基文每天上午8點就到辦公室，高層週一、週三的例會也分別提前到了9點半和9點。在任命新班子上，他的選擇也出人意料，把常務副祕書長一職給了來自坦桑尼亞的米吉羅女士，主管管理事務的副祕書長職位則給了來自墨西哥的伊瓦拉女士。他爲什麼會這樣選擇？從深層原因來分析，一方面，他是爲了使聯合國高層的人員構成實現性別和區域平衡。另一方面，他還準備將政治部的職位留給美國，經社部的則留給中國。這樣可以避免得罪有關各方。“將欲取之，必先予之”，這就是東方文化。另外，他講話的風格也很不同。
記者：如果用一句話送給潘基文，您會說什麼？
陳健：要說一句實質性的話？聯合國祕書長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已經被看作國際社會良知的代表、人類道義力量的代表。所以，潘基文將來應該充分利用這個職能。《聯合國憲章》給祕書長的規定很簡單：首席行政官員；同時也規定，祕書長有權、有義務就重大問題向聯大、安理會提出意見，這給祕書長髮揮影響力開了一道門。安南懂得這一點，利用這種道義力量，頻頻就世界上的重大問題發表意見，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被有的媒體稱爲“世俗的教皇”。潘基文強調務實，這很有必要，但如果僅僅注意了務實，而忘記了聯合國祕書長特有的道義力量，他在聯合國歷史上的地位最終會受到影響。在聯合國的苦與樂
面對記者的敏感問題，陳健有問必答，不拒絕，也不躲閃，坦率得讓人驚訝。
聯合國祕書處的工作千頭萬緒，但是，坐在記者面前的陳健，言談舉止竟是這樣的自信。這引起了記者對他在聯合國工作的好奇。
記者：您是如何以副祕書長的身份走進聯合國的？還記得第一天上班時的情形嗎？
陳健：我是在2001年8月20日到聯合國上班的。當天，我這個部門的辦公室主任、一位美國女士到入口處接我，把我帶到這個辦公室。我首先簽署了就職宣言，表示自己要效忠於聯合國，不再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當時是聯合國人事廳派來主管幹部，把文件交給我簽字。不過現在，潘基文祕書長已經提出，以後的聯合國高層官員要當着祕書長的面舉行口頭宣誓儀式。這樣會更加莊重一些。人事廳管理人員在我簽字後，向我介紹工資、福利等相關情況。
從政治上說，上班後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9·11”。那一天，本來要召開新一屆聯合國大會，選出新的聯合國大會主席。但因爲“9·11”，聯合國大廈不能使用，原定的大會開幕式被迫推遲。那天，我做的一件事是代替聯合國大會主席行使職責，把聯合國一些高層官員召集起來，一起商量聯大的工作及聯大如何對“9·11”進行表態。最後，我們拿出了一個反恐決議草案。9月12日，我們召開了新一屆聯大的第一次大會，選出了主席，通過了反恐決議。
到這裏上班後，我需要先了解各部門的工作運轉過程。這個部門太大，有1200人，佔據了祕書處的八九層。光是“走”完各部門、瞭解他們的工作程序，就花了我半個月的時間。直到今天，這個部門的大多數人我仍不認識，僅認識管理層，大約50多人。
記者：您覺得自己是一位稱職的聯合國副祕書長嗎？
陳健：回顧這5年多，我作爲聯合國的高級官員，首先是向祕書長和常務副祕書長負責，並通過他們向成員國負責。我稱不稱職，要聽他們的評價。我剛上任時，所在的部門連續4年陷入財政赤字，文字出版工作也經常嚴重滯後。這兩方面問題遭到了美、英、日等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77國集團的不少批評。有時會議都開了，文件還沒有發下來。但我來這裏後不久，這兩方面都有了明顯的改觀——4年的財政赤字變成了4年的財政盈餘，會議文件大都能在開會之前及時呈上。祕書處的工作要在成員國中間得到好評是很難的，但5年來，對我所在部門的批評越來越少，甚至有過肯定。我的兩個上司對我的工作很滿意，安南祕書長曾經用“strong leadership(強有力的領導才能)”來評價我。
記者：您與安南祕書長是否有過分歧、矛盾與衝突？
陳健：看法不同有時是會有的，但衝突沒有。尤其幸運的是，我能得到安南的充分支持。比如，我“上來”後，感到必須對所在部門進行大的改革。我去找安南祕書長，要求把部門的名字改一下，從原來的“會議服務部”改爲“會議管理部”。當時有好幾個部門想改名字，但祕書長都沒有同意，只同意了我的要求。
記者：在這裏，您每天思考最多和做得最多的是什麼？
陳健：作爲部門一把手，我的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是作爲大會主席的顧問，坐在大會主席旁邊，每天都要考慮如何使聯大順暢運轉，同時做好聯大主席的顧問。二是管理，要確保1200人的團隊爲聯大做好口譯、筆譯工作。
記者：您在副祕書長位置上的最大體會是什麼？
陳健：最大體會就是，聯合國不能不反映當前國際上的力量對比等情況。但是，它又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這種國際力量對比的桎梏，來實現《聯合國憲章》賦予它的任務和職責。聯合國作爲一個有192個成員國的國際組織，它有自己的使命，也有成員國對它的期望，所以一直處在矛盾之中。例如，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聯合國避免了被美國利用，但同時沒能阻止、牽制美國對伊動武，從而引起了聯合國歷史上一次最大的危機和成員國之間最嚴重的意見分歧。
記者：如果說這是您的遺憾的話，那麼，您在聯合國工作期間的最大快樂是什麼？
陳健：在聯合國祕書處工作，想改變什麼是不容易的，因爲聯合國的大權不在祕書處，而在成員國那裏。不過，我在5年中對部門的會議服務工作進行了聯合國歷史上最深刻的改革，而且基本取得了成功。這是我剛上任時沒有想到的。在工作中得到滿足，這就是最大的快樂。建議繼任者“收斂鋒芒”
記者：據說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大使沙祖康將出任聯合國的一名副祕書長，您覺得他的風格與您有何不同？您打算對他說點什麼嗎？
陳健：中國政府已向潘基文祕書長提出，任命沙祖康大使作爲下一屆聯合國副祕書長人選。
現在，我們在等待潘基文祕書長給他確定一個合適的崗位。我與沙大使本人很熟悉，曾經一起工作。他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也是一個戰鬥性很強的人。說到我們兩人個性方面的不同，大概是：我是一個比較低姿態的人，而沙大使比較有進取性，更富有戰鬥性。但進入聯合國祕書處工作後，不管職位多高，你都是一位國際公務員，要爲成員國服務。所以，我跟沙大使本人說過，如果你出任副祕書長，需要收斂一些鋒芒。
記者：目前在聯合國，中國籍職員少，級別高的更少，與中國地位不太相稱，對此您怎麼看？
陳健：從聯合國祕書處來說，隨着中國所交會費比例的上升，應該讓更多的中國人到祕書處工作。目前，在一些關鍵部門，中國職員人數幾乎爲零。祕書處的要害部門應對中國開放，不應有什麼顧慮，應該相信，中國人的素質不比別人差，而且應該相信，進入聯合國後，他們會遵循效忠於聯合國的原則工作。而中國政府也要重視向聯合國輸送人才，要根據崗位的需要選派合適的外交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員，而不要僅僅根據現有需要、安排人員的需要來尋找職位；同時，要捨得將優秀人員派到聯合國。從個人的角度講，進入聯合國後，要適應聯合國的文化，要敢於放棄儒家文化中不適應聯合國文化的部分，吸納西方文化制度中合理的部分，更有進取性地、積極主動地在聯合國祕書處施展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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