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WG最早並沒有針對日本
楊大慶介紹說，1999年1月11日，克林頓政府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納粹戰爭罪行披露法》成立了IWG這個機構，其職責是尋找美國目前持有的與納粹德國罪行有關的檔案，對其進行識別、編制目錄並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議。2000年底，克林頓政府又通過《日本帝國政府檔案披露法》，根據這個法律，IWG纔把日本納入研究范圍。該小組至今已經解密了約800萬頁有關文件。
楊大慶說，IWG由美國國家檔案館牽頭，下屬成員有數十人，分別來自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防部、國務院、司法部、國家檔案館等政府機構，都是各個部門負責文書檔案管理的官員。據記者了解，美國各大政府部門，包括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國務院等，對IWG的投入都不小，投入的研究經費從數十萬至數百萬美元不等，投入的研究人員少則一兩人，多則二三十人。
除了正式研究成員，IWG還有不少工作人員和學術顧問。楊大慶就是IWG的學術顧問之一。他是在IWG另外一位資深顧問、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日本史專家卡羅·格拉克的推薦下於2004年加入的。楊大慶說，IWG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大家幾個月定期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位於華盛頓的舊館開一次會，討論研究的進展，同時向相關政府部門提出解密文件的建議。楊大慶告訴記者，美國政府之所以後來把日本戰爭罪行也納入IWG的研究范圍，跟美國國內多種力量的呼吁密切相關。首先，美國西海岸許多華裔人士對二戰期間日本戰爭犯罪問題都非常關注。1997年著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用英文寫的《南京大屠殺》一書，在歐美國家引起強烈反響。其次，在美韓裔人士對慰安婦問題也非常關心。第三，出於正義感或競選政治的需要，一些日裔人士也強烈要求美國政府調查日本二戰罪行。第四，一些曾經在太平洋戰場上被日軍俘虜的美國士兵要求政府對日本二戰罪行進行調查。受上述多種民間力量的推動，美國政界人士開始改變以前不冷不熱的態度。1999年，來自加州的美國聯邦參議員黛安娜·范恩斯坦明確提出，美國不能只關注納粹德國的問題，還得把二戰期間的日本也納入研究范圍。
研究過程中困難重重
據楊大慶介紹，在對日本戰爭罪行的研究過程中，IWG遇到了許多困難。
第一，大量有關日本戰爭罪行的資料已經消失了。二戰中盟軍的炮火摧毀了許多有價值的文件。就在盟國軍隊登陸日本島的兩周前，日本帝國政府下令藏匿和銷毀了大量關於日軍戰爭罪行的文件，對敏感文件銷毀之徹底堪稱絕無僅有。日本防衛大學教授田中宏己認為，被日本帝國政府下令銷毀的文件中，幸存下來的還不到0.1%。
第二，保密等級和解密范圍都有問題。美國政府規定，在IWG成員中，只有級別比較高的人纔有資格接觸那些尚未解密的材料。美國政府解密的文件，很多都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東西，對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的很多材料都沒有解密，這使得研究人員很難找到真正反映二戰後美國政府對日立場的東西。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文件即使解密了，由於公開的都是復印件而非原件，很多關鍵性的地方都被涂抹掉了，研究人員看到的都是『開了大天窗』的東西。
第三，美國政府官僚機構相互扯皮，在工作中與IWG不是很配合，也影響了工作的進度。比如IWG的研究人員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況：跑到某個政府部門去要檔案，該部門工作人員往往會抱怨說：『我們現在反恐忙得一塌糊涂，你要的這個是幾十年前的東西，催我們那麼緊乾嗎？』
第四，美國政府在控訴日本戰爭罪行問題上的做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幾年前，一些亞裔社會活動家試圖邀請二戰日本老兵到美國做報告，控訴日本戰爭罪行，公開表示願意反省謝罪的原侵華日軍十六師團士兵東史郎也在被邀請之列，但美國司法部卻說這些被邀請的日本老兵已經上了美國政府的黑名單，不能入境。有一個日本老兵甚至已經飛到美國機場，但最後卻不得不打道回府。美國一般民眾因此失去了跟這些二戰『活材料』見面並接受教育的機會。
日本學者的研究『做得最早也最系統』
采訪中，楊大慶博士說，在全世界關於日本二戰罪行的研究中，日本學者『做得最早也最系統』。他舉例說，最早對『南京大屠殺』進行系統性學術研究的是日本已故歷史學家洞富雄；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再次奔赴中國，對當年侵華日軍從上海到南京之間的暴行進行了調查研究，並據此寫了一本書《通往南京之路》，在書中他提出一個後來被多次證實的觀點：南京大屠殺絕非孤立事件和偶然事件；日本普通工人小野賢二自己每天都吃方便面，卻把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錢用於搜集整理二戰日軍侵華日記；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寫過很多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日本關東學院教授林博史在『慰安婦』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楊大慶強調說，其實日本有不少這樣有良知的進步學者，他們的研究走在了全世界對日本戰爭罪行研究的最前列。但遺憾的是，對於他們的研究，國際輿論的關注還不夠。
對於中日之間的歷史積怨，楊大慶有著自己的理解。這位出生於南京，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後來在哈佛大學拿到歷史學博士學位的中年學者說，不能把二戰日軍暴行完全歸結於日本文化，而是既要看到特殊性，也要看到普遍性，既要看到人性的丑惡，也要看到人性的善良，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名日本軍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研究日本戰爭罪行，不是為了妖魔化日本，而是要搞清歷史真相，吸取歷史教訓，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