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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久前出版的《研究日本戰爭罪行檔案》一書披露了不少鮮爲人知的史料。
抗日戰爭結束已經有60多年了，各國關於這場戰爭的研究和爭議遠遠沒有結束。在美國，有一個納粹戰爭罪行和日本帝國政府檔案機構間工作小組(以下簡稱IWG)。自1999年成立以來，該小組一直致力於對二戰時期德國和日本戰爭罪行的研究。不久前，這個小組解密10萬頁日本二戰罪行文件，揭開了關於731細菌部隊、南京大屠殺等許多鮮爲人知的內容。這批珍貴的史料讓我們對那場人類浩劫有了更具體的認識。爲了解更多的情況，《環球時報》記者近日來到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專訪了這個工作小組的學術顧問楊大慶博士。
日本軍醫日記揭示真相
(中國)常州。(1937年11月)29日上午10時。
我們出發前去掃蕩常州的敵人。中午時分，我們的隊伍開進常州城。我們接到命令，要求我們殺掉常州城裏的居民。大約80名手無寸鐵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趕到一塊兒，黃昏時分通通被我們開槍打死。我希望我這一輩子再也不要看到這樣的慘景。即將被殺死的這些人簇擁在一起，都在祈禱和哭喊並哀求饒命。對如此悽慘的場面，我簡直都沒有勇氣看下去。很快，重機槍就開火了，人們都紛紛發出慘叫聲，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經有了魔鬼的心腸，我也覺得慘不忍睹。戰爭真是太悲慘了！
上面這段讓人毛骨悚然的文字來自於一名日本軍醫的侵華日記。這名下級軍醫名叫保阪晃，隸屬於侵華日軍第16師團第20聯隊第3步兵大隊，曾參加了1937年從上海向南京方向的作戰。日記中如實記載了南京大屠殺發生一週前，該部隊在常州根據上級命令，集體屠殺80餘名中國平民的事實。這本日記一直存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最先看到這本日記的是一位華裔學者，他就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歷史系教授、IWG學術顧問楊大慶博士。“這本日記並沒有引起IWG其他研究人員的重視，但當我看到這本日記時，有點震驚了！”在放滿書籍、狹小擁擠的辦公室裏，楊大慶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楊大慶告訴記者，他對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一直非常關心。據他所知，在現存的有關日本二戰罪行的資料當中，還沒有發現任何其他資料像這本軍醫日記那樣，如此明確詳細地記錄了日軍在常州“有命令地”集體屠殺中國平民。這就再次雄辯地證實：“南京大屠殺絕非某些日本右翼人士聲稱的那樣，是孤立和偶發事件，它是上海戰役以來日軍對中國平民進行大規模有計劃屠殺的一部分。”
日本軍醫日記是怎麼漂洋過海到了美國國家檔案館的？楊大慶解釋說，戰爭結束後，保阪晃回到日本。1945年底他把這本日記用掛號信的形式，郵寄給了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部下屬的法律事務部負責人阿爾瓦·卡彭特。“保阪晃這樣做，顯然是要向駐日盟軍告發日軍的二戰罪行。像他這樣自我告發的日本軍人，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充分說明他還是有良知的！”卡彭特後來被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部派到中國，專門調查和蒐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證據，但不知道什麼原因，後來的東京審判並沒有提及這本日記。最後這本日記隨其他檔案一起被美國政府運到美國保存。
楊大慶還向《環球時報》記者提到一個細節：日記的主人對日記本身進行了精心的處理。由於有關常州屠殺的這頁日記涉及敏感內容，很可能爲了躲避日本軍方的檢查，保阪晃把這頁日記撕下來藏到了一個祕密的地方。當要郵寄時，他才把這頁日記取出來，重新放到原來的位置。“直到現在，人們還能看到這頁日記跟日記本之間有用鋒利物體切割的痕跡”。由於當初寫日記時字跡很潦草，保阪晃又在另外一張紙上將這頁日記用更加工整清晰的筆跡抄寫了一遍，然後將這張紙貼到日記裏，從而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這充分說明，當時保阪晃這樣做，是要冒很大風險的”。IWG後來覺得這本日本軍醫日記“有特殊意義”，就用它來作爲日前推出的《研究日本戰爭罪行檔案》一書的封面。
美國與日本在細菌戰問題上有祕密交易
根據IWG發表的聲明，這次解密的日本二戰罪行文件是美國政府幾個部門對各自所存的保密文件檔案進行全面調查後確定的。據報道，所有最新解密的文件均形成於1934-1948年期間，內容包括太平洋戰爭以及戰後美國與日本的關係等。除了上面提到的日本軍醫日記之外，解密文件大部分內容都與“731部隊”的研究活動有關。
此次公開的文件證實，石井四郎是日本“731部隊”生物武器計劃主要負責人，從事該領域的工作約20年。文件還披露說，二戰結束後，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在其家鄉千葉縣僞裝死亡並舉行葬禮，以逃避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事情敗露之後，石井又想到了一個高招，那就是主動撰寫生物戰研究成果報告，提供給美方，以此來換取自身的安全。一份美軍最高機密文件也證實，1947年8月，約200名石井四郎部隊的人員向美國專家移交了800份被隱藏在日本南部山區的解剖標本。
楊大慶博士認爲，石井四郎和美軍做交易這件事情，“日本學者早就知道了，不是什麼新聞。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細菌戰問題研究專家謝爾頓·哈里斯寫的《死亡工廠——美國掩蓋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也提到這件事情。該書中文版已於2000年在中國出版。但國內對詳情可能還不是太瞭解。”
該書中披露，美國在日本之後也開展了細菌戰計劃，雖然起步稍晚，但發展速度驚人，最高峯時全美細菌戰研究機構擁有約3900名工作人員，這比“731部隊”人員最多時多了25%。聯邦政府全額提供經費，規模僅次於曼哈頓的原子彈計劃。二戰剛結束時，美國曾先後四次派人赴日尋找石井四郎。美國對石井四郎提供的人體實驗資料很感興趣。這場交易讓美國獲得了“731部隊”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獲得了免予追究以石井四郎爲首的“731部隊”的有關者的戰爭罪責。
IWG最早並沒有針對日本
楊大慶介紹說，1999年1月11日，克林頓政府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納粹戰爭罪行披露法》成立了IWG這個機構，其職責是尋找美國目前持有的與納粹德國罪行有關的檔案，對其進行識別、編制目錄並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議。2000年底，克林頓政府又通過《日本帝國政府檔案披露法》，根據這個法律，IWG才把日本納入研究範圍。該小組至今已經解密了約800萬頁有關文件。
楊大慶說，IWG由美國國家檔案館牽頭，下屬成員有數十人，分別來自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防部、國務院、司法部、國家檔案館等政府機構，都是各個部門負責文書檔案管理的官員。據記者瞭解，美國各大政府部門，包括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國務院等，對IWG的投入都不小，投入的研究經費從數十萬至數百萬美元不等，投入的研究人員少則一兩人，多則二三十人。
除了正式研究成員，IWG還有不少工作人員和學術顧問。楊大慶就是IWG的學術顧問之一。他是在IWG另外一位資深顧問、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日本史專家卡羅·格拉克的推薦下於2004年加入的。楊大慶說，IWG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大家幾個月定期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位於華盛頓的舊館開一次會，討論研究的進展，同時向相關政府部門提出解密文件的建議。楊大慶告訴記者，美國政府之所以後來把日本戰爭罪行也納入IWG的研究範圍，跟美國國內多種力量的呼籲密切相關。首先，美國西海岸許多華裔人士對二戰期間日本戰爭犯罪問題都非常關注。1997年著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用英文寫的《南京大屠殺》一書，在歐美國家引起強烈反響。其次，在美韓裔人士對慰安婦問題也非常關心。第三，出於正義感或競選政治的需要，一些日裔人士也強烈要求美國政府調查日本二戰罪行。第四，一些曾經在太平洋戰場上被日軍俘虜的美國士兵要求政府對日本二戰罪行進行調查。受上述多種民間力量的推動，美國政界人士開始改變以前不冷不熱的態度。1999年，來自加州的美國聯邦參議員黛安娜·範恩斯坦明確提出，美國不能只關注納粹德國的問題，還得把二戰期間的日本也納入研究範圍。
研究過程中困難重重
據楊大慶介紹，在對日本戰爭罪行的研究過程中，IWG遇到了許多困難。
第一，大量有關日本戰爭罪行的資料已經消失了。二戰中盟軍的炮火摧毀了許多有價值的文件。就在盟國軍隊登陸日本島的兩週前，日本帝國政府下令藏匿和銷燬了大量關於日軍戰爭罪行的文件，對敏感文件銷燬之徹底堪稱絕無僅有。日本防衛大學教授田中宏己認爲，被日本帝國政府下令銷燬的文件中，倖存下來的還不到0.1%。
第二，保密等級和解密範圍都有問題。美國政府規定，在IWG成員中，只有級別比較高的人才有資格接觸那些尚未解密的材料。美國政府解密的文件，很多都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東西，對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的很多材料都沒有解密，這使得研究人員很難找到真正反映二戰後美國政府對日立場的東西。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文件即使解密了，由於公開的都是複印件而非原件，很多關鍵性的地方都被塗抹掉了，研究人員看到的都是“開了大天窗”的東西。
第三，美國政府官僚機構相互扯皮，在工作中與IWG不是很配合，也影響了工作的進度。比如IWG的研究人員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況：跑到某個政府部門去要檔案，該部門工作人員往往會抱怨說：“我們現在反恐忙得一塌糊塗，你要的這個是幾十年前的東西，催我們那麼緊幹嗎？”
第四，美國政府在控訴日本戰爭罪行問題上的做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幾年前，一些亞裔社會活動家試圖邀請二戰日本老兵到美國做報告，控訴日本戰爭罪行，公開表示願意反省謝罪的原侵華日軍十六師團士兵東史郎也在被邀請之列，但美國司法部卻說這些被邀請的日本老兵已經上了美國政府的黑名單，不能入境。有一個日本老兵甚至已經飛到美國機場，但最後卻不得不打道回府。美國一般民衆因此失去了跟這些二戰“活材料”見面並接受教育的機會。
日本學者的研究“做得最早也最系統”
採訪中，楊大慶博士說，在全世界關於日本二戰罪行的研究中，日本學者“做得最早也最系統”。他舉例說，最早對“南京大屠殺”進行系統性學術研究的是日本已故歷史學家洞富雄；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再次奔赴中國，對當年侵華日軍從上海到南京之間的暴行進行了調查研究，並據此寫了一本書《通往南京之路》，在書中他提出一個後來被多次證實的觀點：南京大屠殺絕非孤立事件和偶然事件；日本普通工人小野賢二自己每天都吃方便麪，卻把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錢用於蒐集整理二戰日軍侵華日記；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寫過很多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日本關東學院教授林博史在“慰安婦”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楊大慶強調說，其實日本有不少這樣有良知的進步學者，他們的研究走在了全世界對日本戰爭罪行研究的最前列。但遺憾的是，對於他們的研究，國際輿論的關注還不夠。
對於中日之間的歷史積怨，楊大慶有着自己的理解。這位出生於南京，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後來在哈佛大學拿到歷史學博士學位的中年學者說，不能把二戰日軍暴行完全歸結於日本文化，而是既要看到特殊性，也要看到普遍性，既要看到人性的醜惡，也要看到人性的善良，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名日本軍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研究日本戰爭罪行，不是爲了妖魔化日本，而是要搞清歷史真相，吸取歷史教訓，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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