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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廣電總局在人們的印象裏似乎總是和“禁令”聯繫在一起的。儘管不許說方言不見得能推進中國的普通話事業，不許拍婚外戀題材的電視未必能拯救那些質量不高的婚姻，不許在黃金時間播出境外影視劇也顯然無助於提高人們的民族自豪感，但類似的禁令仍然層出不窮。
在1990年代以前，是沒有明確的主旋律影視作品這一口號的，整個80年代，是一種相對寬鬆的文化政策，但進入90年代，“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口號下，文化產業又被納入意識形態的統轄之中，影視業首當其衝，全國上下大搞“五個一工程”，在電影業內還成立一個“重大歷史題材小組”，小組的任務，就是專爲主旋律影視劇的製造服務。
坦率說，電視作爲一種思想文化的載體，自然不能規避其教化的現實功能。對當代中國而言，“主旋律”也從來就是一個政治術語，而與音樂無關。在那段“社會主義就是好”的日子裏，主旋律不叫主旋律，直呼樣板戲。然而，現在畢竟已經不是那個全體國民被訓練用一個腦子思考問題和執行號令的年代了。毛姆說：爲藝術而藝術，不會比爲喝酒而喝酒更有意義。“爲藝術而藝術”地談一場“行政愛情”，縱使滿熒屏都是鏗鏘的主旋律，別忘了，遙控器可不在廣電總局的手裏，況且還有那麼多不上星的地方頻道呢。
然而，還是有不少的“主旋律”電視劇獲得了頗高的收視率，這裏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歷史劇了。爲了配合2000年前後整個社會開始瀰漫的“和平崛起”和“盛世中國”的民族主義熱情，集中發掘、再現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成爲歷史劇從業者非常自覺的文化策略。於是，勾踐和夫差剛走，嘉靖與海瑞又到；才走了順康雍乾，又來了太宗武帝；清宮劇才退燒，漢唐戲又升溫。歷史在這個傳媒時代，已經形成了穩定的供需關係，贏得了可觀的消費擁躉和經濟收益。
當官方的意識形態需求和商人的金錢衝動各取所需、心照不宣地製造着文治武功、歌舞昇平的氣象時，觀衆已經不再是改良社會、創造歷史的主體，而不過是可以計入“收視率”進行市場交易的消費羣體。只是，當人們日復一日地以臣民心態死死地糾纏着帝王情結和強權暴力時，當諸多傳統文化裏最具封建腐臭、最泯滅人性光芒的弊端，依然被作爲審美趣味青睞着、張揚着時，許多人念茲在茲的“崛起”和“復興”，也許正在和我們擦肩而過。
生產環境與市場空間
20世紀初至今，中國在建立現代化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不斷遭遇各種形式的現代性危機，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改革開放後中國該往何處去的彷徨、19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文化困惑等。這些現代性危機的催迫，使得中國電視劇從一開始就與其他文化形態一起被賦予了明確的現實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
1958年5月1日，中國第一座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即後來的中央電視臺)開播，1個多月以後，中國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播出。“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前的18年，中國大陸共播出電視劇約180多部。可以說，電視劇幾乎與中國電視一同誕生。當時，中國僅有一座電視臺，電視覆蓋面小，全國電視機擁有量一開始僅僅數百臺，“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數萬臺，除極少數政府領導和高級知識分子，一般中國觀衆看不到電視節目，所以這些電視劇對於普通觀衆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這一時期的電視劇，大多是對國家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宣傳性演繹，具有明確的政治教育主題。如《一口菜餅子》通過劇中人物的倒敘，回憶了“舊中國”人們缺衣少食的不幸生活。這個故事是劇中的姐姐用來教育弟弟珍惜糧食的政治教材。顯而易見，這部電視劇是爲了配合當時“憶苦思甜”、“節約糧食”的宣傳精神而製作的。
1966年，中國開始“文化大革命”，如同當時整個中國社會一樣，起步不到10年的中國電視發展也陷入低谷，電視劇生產基本停頓。電視劇在這10年數量更少，而且都是直接的政治宣傳品。由於電視還沒有成爲大衆媒介，中國電視劇也沒有成爲大衆文化。即便作爲政治宣傳工具，電視劇也不能與當時中國的印刷、廣播和電影等媒介的重要性相比。
1979年，當時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在第一次全國電視節目會議上，建議各地電視臺凡有條件的都可以製作電視劇，並在國慶30週年時舉行全國電視節目聯播。於是，1980年全年電視劇生產達131集，是前一年電視劇產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電視臺成立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電視劇產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增加100%。從這時起，電視劇開始成爲中國最具大衆性的視聽敘事形式。
而電視廣告的出現標誌了商業力量開始影響一直被看作“黨和人民喉舌”的電視運作之中，通俗娛樂電視劇的出現對中國的電視劇觀念提出了挑戰，電視劇的政治意義開始淡化，其消費意義開始被重視，通俗電視連續劇形式逐漸成爲中國電視劇的主導形式。電視劇的生產資金越來越多地來自於社會、來自於企業、甚至來自於國外和港臺地區，越來越多的非電視臺機構製作電視劇，政府對電視劇生產的直接控制減小了。
從那時開始，多家媒介調查公司的調查都表明，電視劇是電視觀衆選擇中僅僅居於新聞類節目之後的節目類型，電視連續劇在中國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可以說遠遠超過了電影、小說、戲劇等其他敘事形式，電視劇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它遠遠不只是肥皂劇、情景喜劇，而是人們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敘事渠道。
與此同時，政府對電視劇產業的干預也在加強：中國第一部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資本主義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隊》播放到第13集便迫於壓力中途停播。
從1986年6月1日開始，國家開始實行電視劇製作許可證制度。任何機構只有獲得製作許可證才能合法製作電視劇。
電視劇的生產還要經過審批。電視劇拍攝必須由具有電視劇拍攝許可證的單位將題材上報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審批，獲得批准以後的電視劇才具有合法身份。同時，所有電視劇的發行和播出必須通過當地宣傳部門的審查。而且，廣電總局、中央電視臺和一些省級以上電視臺都有電視監播機構，可以監看已經播出的電視劇，發現政治問題，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採取一定的行政手段來終止電視劇的播出。總之，政府通過電視劇的規劃、生產、流通等整個傳播環節來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證電視劇生產符合國家的意識形態要求。
顯然，電視劇的市場化、通俗化與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間存在意識形態衝突。而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大量出現，應該說是電視文化衝突的一種必然結果。歷史由於遠離了當代中國各種敏感的現實衝突和權力矛盾，具有更豐富和更自由的敘事空間。在這一領域，國家、市場、知識分子、觀衆的需求得到了完美結合，大家都可以通過對歷史進行“當代史”的演繹來獲得當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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