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副校長：最高領導層成績面前沒有陶醉

　　李小萌：您好觀衆朋友，歡迎走進《新聞會客廳》。今年的3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關於三個意識的講話，今天我們就請到了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跟我們共同解讀。歡迎您李校長，我們先來看看當時的新聞。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3月8日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重慶代表團的審議時，告誡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要進一步增強公僕意識，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要進一步增強節儉意識，始終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團結帶領廣大羣衆不斷奪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

　　胡錦濤總書記“三個意識”，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也連續三天刊發了評論員文章。

　　李小萌：在這個新聞當中，我們看到這樣的表述，胡錦濤總書記告誡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我的感覺是告誡這個詞其實用的語氣是很重的。

　　李君如：對，這是有針對性的，語重心長地要求，可以歸爲告誡了。

　　李小萌：另外這個告誡是不是也感覺到，這三個意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李君如：對，這三個意識提出來，我說有針對性，有針對性就顯得它很重要、又很緊迫，所以他語重心長地說，應該樹立或者增強這三個意識。

　　李小萌：三個意識的要求在當下提出來，大的背景是什麼？

　　李君如：我想大的背景就是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攻堅的一個關鍵時期，這個時間我們既要看到我們過去28年改革開放所提供的經驗，能夠爲我們進一步發展提供指南，又要看到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面臨許多困難問題，包括已經有的問題，特別是深層次問題，也包括可以預料到很難預料的問題，同時包括來自國內的和國際的一些問題。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所帶來的危機沒有清醒的認識，我們可能在繼續前進道路中會發生或造成這樣那樣的挫折和損失。所以這個時候提出來，實際上就是胡錦濤總書記講三個意識最後說的，使我們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改革開放順利前進。

　　李小萌：現在也是地方黨委陸陸續續換屆，十七大的選舉也馬上開始，在時下提出三個意識的要求是不是也看作是對幹部選拔的具有指導意義的呢？

　　李君如：我想三個意識的提出，直接的對象就是幹部，是對幹部的要求，我想在去年底召開的中紀委第七次全委會上，胡錦濤同志已經把領導幹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就這五大作風作爲黨的作風建設重點提出來了，爲什麼提這個問題呢？我想當然是針對我們幹部作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來的，同時也是對幹部的一個要求，這個要求會體現在哪裏呢？當然會體現在幹部的選拔監督裏面，所以我說他不是說我們的換屆選舉中就是以這三個意識爲唯一標準，但是在這個幹部的選拔和監督當中也確實要堅持這三個意識。

　　李小萌：現在我們就把三個意識逐條來解讀一下，先說說憂患意識。現在人們看到的是中國的形勢很好，國際地位在提升，經濟發展很快，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四，進出口世界第三，外匯儲備世界第一，財政收入也是在大幅度增加，這個時候提出憂患意識，意義是在哪兒？

　　李君如：這是我們能夠保證清醒的自覺，能夠在基於挑戰、成績與問題面前，能夠更好地把握正確的方向。這次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裏面，既充分地肯定了我們這兩年在改革開放當中，宏觀調控中，在解決民生中所取得的巨大的進步和成績，同時又不惜筆墨，用大量的篇幅講了我們工作中的問題和不足，這是在歷次我們黨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所都沒有的，這就反映了我們黨自覺的清醒，就是有憂患意識。

　　李小萌：講問題的篇幅顯著比以前要長。

　　李君如：不是一般的長，過去如果是一個自然段，或者幾個分號概括了幾個方面，這次是每個問題講一大段，而且有根有據，甚至有數據，這是難能可貴的，就是我們的最高領導層他們在成績面前沒有陶醉，而是對前進道路上要解決的問題有足夠清醒的估計和認識，這就是憂患意識。

　　李小萌：這個憂患意識的提出有沒有針對哪一些領域呢？

　　李君如：憂患意識的提出，對我們經濟工作領域，主要是領袖工作裏面，同樣是對於我們黨自身建設也是提出來，因爲什麼呢？這裏面有幾個問題，一個，工作取得成績，要看到問題、不足，另外還要看到我們黨在領袖改革開放當中取得的巨大進步，但是不能不看到黨和羣衆的關係問題，黨在羣衆中的形象，因爲少數幹部的腐敗造成的許多不好的影響，這些無論是對黨來講，對國家來講，我們都要有憂患意識，所以要憂黨憂國，其理由就在這裏。

　　李小萌：其實在過苦日子的時候不用提，人人都會有憂患意識，而在形勢，人們感覺形勢很好的情況下，恰恰提出憂患意識，又是因爲什麼？

　　李君如：我感到你的思考是很深入的，在困難的時候，你不憂自然會憂，難是難在形勢好的時候，過好日子的時候，有沒有憂患意識，自覺地清醒，不是人家要求你憂患，而是自己在成績面前看到問題，在勝利面前看到困難，甚至看到危機，這就是自覺清醒。在歷史上，我們有這樣的教訓，比如講我們中國近代史，都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於是救亡、發展就成了我們一個民族的兩大歷史課題。這個帳都算到1840年，1840年誰呢？是道光皇帝，他挺倒黴的，帳都算在他的頭上，但是仔細算算，爲什麼道光皇帝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敗在英國人的槍炮之下呢？追根溯源，是在中國人最引以爲自豪的康乾盛世，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那一段，他們那時候是國力非常強盛，在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到了頂峯，而且當時中國無論是經濟總量、外貿總量，以及發達城市的比例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很神氣、很自豪。但是你放眼看世界，就在康熙雍正乾隆這一段時間裏面，歐洲文藝復興開始了，工業革命開始了，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了，現代生產力像春筍般、魔術般地從地下涌出來，整個一個社會進入了一個高級的文明階段，而我們還在陶醉，甚至麻木不仁到什麼程度呢？比如講外國的使臣給我們送點禮品，禮品我們在故宮裏都看到，鐘錶，這個鐘錶是什麼呢？就是把天文學對時間的刻度，它的物理學結合起來，在這個圓盤裏面可以把一天多少小時多少分鐘都標出來。

　　李小萌：但是我們只是把它當玩具放在那兒觀賞，沒有人去研究它，拆開看一看。

　　李君如：對，當玩具去觀賞，還有些人不屑一顧，此乃奇技淫巧耳，是這麼看的。故宮的日晷，這個是我們的時間，這是我們文明的象徵，就這樣中國一步一步落後了，而這個時候就是我們過好日子，康乾盛世，在盛世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工業革命，人類進步，中國就和世界拉開了差距，一直到我們今天這代人，以及我的兒子，我的孫子，都要承受着因爲康乾盛世沒有憂患意識造成的被動局面，因爲我們到21世紀中葉才基本實現現代化，到中等發達國家，花了幾百年時間來彌補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沒有憂患意識造成的這個後果，所以你剛纔講得非常深刻，在盛世的時候，在成績輝煌的時候，要有憂患意識，這個就是一種清醒的自覺，所以胡錦濤同志在今天提出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大家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