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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3月30日將刊登《論增強憂患意識》的文章，全文如下：
論增強憂患意識
北京市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
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公僕意識、節儉意識。這“三個意識”，概括了我們黨對領導幹部的很多要求，在新形勢下有着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性，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其中的憂患意識，具有強烈的警醒作用。
“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致喪敗。”古代先哲們雖然發現了事物興衰變易的現象，但都難以擺脫“歷史週期率”的怪圈。惟有馬克思主義，才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爲我們正確認識不同社會盛衰興亡的原因以及增強憂患意識的必要性指明瞭方向。
我們要善於辯證地、全面地看待成就與問題，清醒地看到面臨的困難、挑戰和風險，不斷增強使命感、責任感，更加勤勉地工作，更加嚴格地自律，更加自覺地執政爲民，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
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公僕意識和節儉意識。這“三個意識”，概括了我們黨對領導幹部的很多要求，在新形勢下有着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性，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其中的憂患意識，具有強烈的警醒作用。只有不斷增強憂患意識，我們才能辯證地看待形勢，辯證地看待成績，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
治國古訓蘊含寶貴啓示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下》)。這一充滿辯證法的警世名言，千百年來一直爲人們所銘記。從古代先哲們對憂患意識的最早論述中，我們可以獲得很多寶貴的啓示。
早在《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之說。後來《左傳》中也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公十一年)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列國之間縱橫捭闔，興衰無常，國家安危不時發生轉換，存亡繼絕甚至就在一事一策之間。於是，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便疾聲告誡：“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戰國策·楚策四》)後來，人們不斷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稱：“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唐·吳兢《貞觀政要·災祥》卷十)。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徵明確指出：“自古失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唐·吳兢《貞觀政要·政體》)他還比喻說：“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因此，他在《諫太宗十思疏》中告誡唐太宗：“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
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形成的這種憂患意識，是基於對事物矛盾法則的深刻理解，是對國家興衰存亡內在規律的重要思考。宇宙滄桑，天地萬物，無不存在着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宋·朱熹《語類》卷九十五)這種對立的兩個方面有機結合於一個整體之中，相互依存，辯證統一，即所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老子》第二章)它們的矛盾鬥爭，推動着事物的發展變化。在這種發展變化的過程中，矛盾雙方所處的地位也常常發生變易，從而出現現代辯證法所說的否定之否定的現象。恆常的事物是沒有的，一種因素裏很可能蘊含着否定自己的另一種因素。古人很早就從大量的社會現實中注意到了這種現象，認爲“昌必有衰，興必有廢”(漢·王充《論衡·治期》)。這實際上告訴人們，事物發展到了頂點，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轉化，興盛了就可能開始衰落，即所謂“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管子·重令》)
把這種道理應用到治國理政當中，那些善於總結經驗的思想家、政治家們便意識到，一個朝代、一個政權的繁榮和穩定也不是絕對的。興衰成敗是常有的事情。初當政時，雄心勃勃，勵精圖治，革故鼎新，廉潔勤政，社會發展呈現新的面貌。但時間一長，既得利益捆住了自己的手腳，惰性增長，貪圖安逸，不思進取，綱常廢弛，在表面的太平景象之下，便蘊藏和積聚起種種矛盾。如果矛盾得不到及時解決，日漸尖銳，遇到某種導火索，便會驟然爆發，把那種太平盛世的衣裝撕得七零八落。爲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一些有遠見的、清醒的政治家、思想家，便時時警告：“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致喪敗。”(唐·吳兢《貞觀政要·政體》)
居安思危掌握歷史主動
那麼，安危變易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現代政黨爲什麼一定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呢？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們，雖然發現了事物興衰變易的現象，併力圖避免這種狀況的發生，但都沒有找到社會基本矛盾運動這個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往往將其歸結爲某種外在的、神祕的“天命”，或認爲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因果報應”和“輪迴”現象。雖然也有一些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力圖通過自身的努力，避免衰亡的命運，有的也收到相當的效果，但從根本上來說，古代的封建王朝，都難以擺脫黃炎培先生所說的“歷史週期率”的怪圈。
惟有馬克思主義，才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爲我們正確認識不同社會盛衰興亡的原因以及增強憂患意識的必要性指明瞭方向。
縱觀古今，國家興衰，文明交替，都有兩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種是客觀因素，一種是主觀因素。客觀的，首先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新陳代謝規律。按照這一規律，新的事物不斷涌現，舊的事物不斷衰亡，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新陳代謝史。而這種新陳代謝在人類社會如何發生，又由社會的基本矛盾所決定。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歷史發展過程中任何朝代的興衰存亡，任何階級和政治集團的命運，歸根到底都是由這一基本矛盾的運動所決定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由於有這樣的基本規律，人類社會的任何事情和現象，都成爲天定的了。事實恰恰相反。人類社會的主體是人類本身。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人類幹什麼、不幹什麼，是可以由人自身來選擇的。人不能製造或消滅客觀規律，但可以改變客觀規律存在和發生作用的條件，從而使客觀規律作用的方向和結果符合人的選擇和努力。
正因爲如此，我們黨必須始終站在時代前列，不斷保持和發展自己的先進性。也正因爲如此，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始終保持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從本質上來說，我們黨和國家政權的性質，我們所承擔的歷史使命，決定了我們黨有資格在中國長期執政。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們的國家和社會能夠長治久安。但是，究竟能否做到這一點，除了客觀的規律和條件外，在相當程度上，還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一個黨過去先進，不能保證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也不能保證永遠先進。事物總是在發展變化的。矛盾雙方的地位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生轉換。今天一路順風，明天可能逆水行舟；今天“山窮水盡”，明天或許又“柳暗花明”。這就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辯證道理。所以，困難時不能喪失信心；順利時，則要預防災難的降臨。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執掌好政權尤其是長期執掌好政權更不容易。作爲一名黨的領導幹部，如果以爲今天形勢好了，條件好了，便可以無所顧忌，爲所欲爲，甚至驕奢淫逸，腐化墮落，那麼等待他的必然是垮臺。世界上一些共產黨喪失政權，自我瓦解的事實，就是最典型、最慘痛的教訓。
所以，我們黨一再提醒各級領導幹部要有憂患意識。江澤民同志指出：“要向全黨同志十分明確地強調，務必增強憂患意識，務必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我們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清醒地看到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國際競爭給我們帶來的巨大壓力，繼續謙虛謹慎、艱苦奮鬥，同心同德地把黨和國家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江澤民文選》第三卷第517頁)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也一再強調，既要看到取得的成績，也要看到面臨的問題，不斷提高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能力。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更加自覺地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始終爲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胡錦濤總書記強調：“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爲了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爲了始終保持黨的執政地位，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在任何可能到來的風險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主動性，從而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銳意進取提高防患能力
增強憂患意識，就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於辯證地、全面地看待成就與問題的關係，清醒地看到面臨的困難、挑戰和風險，從而不斷增強使命感、責任感，更加勤勉地工作，更加嚴格地自律，更加自覺地執政爲民，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
首先，要更加全面地看待形勢，在成績面前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顯著提高，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取得的成就世人矚目。面向未來，我們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但同時，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發達，發展還不平衡；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經濟結構不夠合理，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們在前進道路上還面臨着不少困難和問題。在國際上，外部環境總體上對我國發展有利，但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佔優勢的壓力將長期存在，圍繞資源、市場、技術、人才的競爭更加激烈，外部勢力對我國的安全不斷提出新的挑戰。這兩個方面的情況和因素都要看到，既不能只看到問題而否認成就，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失去信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失去信心；又不能只看到成就看不到問題，滿眼鮮花，不見荊棘，以致盲目樂觀，忘乎所以。
第二，要更加勤勉地治國理政，不斷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憂患”二字，有“憂”有“患”。對“患”要“憂”，但首先還是要“防”。增強憂患意識，最根本的是提高防患能力。而防患的首要之舉，就是把國家治理得更好，真正做到固本強基，防患於未然。這就要求我們，堅定地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努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要牢記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在執政興國的崗位上自覺地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堅定地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爲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履行自己的職責，發揮自己的作用。要發展大好形勢，更要注重解決存在的問題，盡最大努力消除影響發展和安全的隱患，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
第三，要更加堅定地改革創新，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古今中外，歷來有創業容易守業難之說。創業其實並不容易，但爲什麼說守業反而更難呢？原因之一，就是勝利了、掌權了，也得到了很多實際的利益，於是便漸漸怠惰起來，不思進取，懶於作爲，思想慢慢僵化，作風逐漸腐化，及至形成風氣，再想挽救也就難了。所以，增強憂患意識，必須始終保持奮發進取的精神狀態。各級領導幹部都要以走在時代前列爲座標，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永遠不滿足於守成，永遠不滿足於現狀，堅持不懈地追求更高更新更優更好的目標。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堅持改革開放，不失時機地在一些重要領域和方面實現改革的新突破。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更廣領域參與國際經濟技術的合作和競爭。緊密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不斷推動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以永攀高峯的精神創造一流的業績，努力開創各項工作的新局面。
第四，要更加自覺地艱苦奮鬥，防止奢靡之風和腐敗現象的滋長。“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唐·李商隱《詠史》)任何社會，如果任由奢靡之風和腐敗現象滋長，都必然會耗費國家的財富，消蝕人們的靈魂，毒化社會的風氣，擴大社會的裂痕。一個國家、一種政治力量的衰敗，往往是從這種內囊的腐敗開始的。所以，我們黨歷來強調艱苦奮鬥的精神。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一貫要求我們牢記“兩個務必”，不斷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經過將近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財富增長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在世界上我國仍然處在不發達國家行列，無論是國內生產總值，還是逐步積累起來的財富，只要被13億人口這個數字一除，就微不足道了。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鋪張浪費，更沒有任何理由讓各種驕奢淫逸行爲滋生。增強憂患意識，就必須大力弘揚艱苦奮鬥的精神，堅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官僚主義。要經得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考驗，廉潔自律，反對腐敗，築牢思想上、制度上的防線，加強思想道德修養，培養積極健康情趣，讓勤政廉潔的浩然正氣在黨內外吹拂盪漾。
第五，要更加忠實地執政爲民，密切黨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一個政黨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羣衆。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進政黨，中國的國家政權是人民自己的政權。增強憂患意識，最重要的是要時刻防止脫離羣衆。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始終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宗旨，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爲制定和實施一切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牢記自己的使命和職責，深入體察人民羣衆的意願，關心和解決人民羣衆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問題。堅持爲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組織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勞動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使我們黨和國家政權的生命之根永遠深紮在人民羣衆的沃土之中。(執筆：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左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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