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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重慶，聽到《京華時報》和《新京報》的記者說起一件小事。他們在路邊擦皮鞋，開玩笑說，擦鞋說不定能佔重慶GDP的1%。一個經過的人突然插話：“哪裏可能？去年GDP3486億元，1%就是34億，絕對不可能。”
作爲繼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和香港後，登上《新週刊》封面的第六座城市，2005年，重慶被《新週刊》認爲是第N城，試圖展示這個城市未來充滿的可能性。直轄10年，全國的媒體都關注重慶，但重慶人對城市命運的關注，亦讓來自各地的這些記者感到驚訝。
在重慶5天的採訪中，印象更深的卻是這座城市的矛盾性——城市急行軍中，人和人、城市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正拉開了距離。重慶對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無需說明，爲整個國家承擔衆多責任的這個城市，城市空間擴張是一種必然。這種急速的擴張，帶來的是城市的分裂，還是以點帶面的提升？城市的基本要素——人的生活變化，人的幸福問題，最終成爲了我們的關注點。
重慶能不能更幸福？
導語：沿用一個比喻，把中國比作一本雜誌，封面是北京，封底是上海，那麼重慶和天津將是下一期的重要預告——它們同樣在尋找定位，同樣在販售未來。10年過去，時鐘被撥快的重慶，城市的擴張，帶來了重慶生活空間的質變與裂變。
站在城市的高處往下看，重慶是被分成兩截的。一邊是有燈光的、高樓林立的魔幻星球，另一邊是沒有燈光的、低矮的樓房的隱形城市。普遍的說法是，要考據這座城市的過去和未來，需要前後各10年的時間。
10年間，這座城市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定位，販售的是自己的未來。時鐘被撥快的重慶，城市空間的擴張按獨自的規則運行。中間，產生了得利者和失利者，以及市民階層和生活空間的裂變。重慶無疑是最快的成長之城，它是否也是一個樂活之城？
顯規則：進化
“主人，歡迎回家！”中國第一家女僕咖啡店，3月8日出現在重慶的沙坪壩。200平米大小店內，壁爐、復古電話和座鐘，被熱衷享受的人評價爲“流露出了歐洲貴族家庭的氣息”。在這裏，可享受到穿着女僕制服的店員給你倒咖啡，還有10分鐘100元的咖啡表演。這發生在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964元的重慶，而不是北京、上海或廣州。
變化也許在1997年前後就已經開始發生。不過當時和“第一家”在一起的是家樂福。1997年，重慶成爲它在西部投資的第一個城市，家樂福成爲重慶最早的外資大賣場。當時，重慶人的生活已經或多或少地出現了變化，新生活方式已經在重慶萌芽。一個細節是，1996年3月，重慶電信數據局宣告成立，重慶人上互聯網充氣不再需要撥長途電話。由於技術人員不足，電信數據局副局長尹遠到大型企業中幹了一事：親自爲客戶安裝Modem。
高巖是重慶一家著名房地產企業的總經理，屬於對重慶的生活方式緊密注視的人之一。1996年，他的房地產公司推出重慶渝中區第一個花園小區。他回憶道：“當時三峽工程已經開工，重慶市也即將成爲直轄市。當時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那種封閉式的、生活配套、設計完善的花園住宅小區正在成爲一種住房時尚。我們認爲這種新的安居模式一定能被重慶的消費者接受，同時隨着重慶市的經濟高速發展，也一定會催生出一批這種花園住宅小區的消費羣體。”
家樂福對了，高巖也對了——2000年，重慶成了西部最大的零售業中心，解放碑購物商圈年銷售額超過100億元，成爲西部最大的購物中心；2002年，重慶GDP增長率首次超過成都，高巖的公司又推出了重慶第一個低密度、低層的花園洋房，成爲了重慶生活方式的引領者。重慶成就了他的事業：“GDP、人均收入較之直轄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老百姓對於住房的需求也在銀行的按揭政策推動下開始高漲。重慶人購房的羣體在擴大，從一開始購房只是少數富起來的人才可以承受的消費，逐漸擴展爲公務員、白領階層，現在已經擴展到了普通工薪階層。”
10年前，重慶的高爾夫球只有個別練習場。2000年後，開始出現不到18洞的球場，但至今重慶已擁有5座1 8洞或18洞以上的標準場地，一座新的球場也即將開業。“重慶剛有球場時，球場的品質也不好，球道、果嶺都不到位，還常常可見附近農家的雞犬在球道卡亂跑，在這種球場上打球，常被球友戲稱爲農家樂，但是經過這幾年的發展，球場的品質也都有了很大提升。”在重慶吃螃蟹的高巖，也屬於在重慶最早打高爾夫球的人之一。
在重慶，打一場18洞的高爾夫球，最低價格曾經是339元。網絡有一個帖子，問：“拿一個在北京月薪爲500 0元的人，可以達到的生活水平作爲參照點，那麼達到同等的生活水平在其他城市需要多少的月薪來維持？”然後根據物價水平、居住成本、交通成本、城市現代化等因素計算，得出上海是5350元，廣州是4750元，重慶是2250元。
100個網球場和6個高爾夫球場，不代表一座城市的市民就此享有了優質生活，但更多的數字可以證明重慶人生活的質變。10年過去，有數據顯示，重慶平均每百戶城市居民家庭擁有家用電腦和移動電話分別增長了16.5倍和92.5倍。重慶不再只出產摩托車，還有福特嘉年華和蒙迪歐；有高爾夫球俱樂部甚至打出了重慶地區高爾夫球全民化的口號。重慶的廣場、大劇院、20層以上的寫字樓構建着新的城市空間，而“由長江、嘉陵江交匯環繞而成的狹長的舌狀半島的舌尖，商場和寫字樓崛起的速度和密度幾乎趕得上當年的深圳”，則是一種常在媒體出現的，對重慶的描述。
顯規則：消失
重慶吸引鏡頭。試舉如下：《瘋狂的石頭》、《滿城盡帶黃金甲》、《三峽好人》、《好奇害死貓》、《門》，20 06年最讓人關注的幾部電影。包世宏、傑王子和韓三明之間並沒有相同之處，但可以從幾部電影中發現共同祕密：每部電影都在重慶取景或全程拍攝。
有重慶人抗議《瘋狂的石頭》把重慶拍醜了，但無損重慶那種“混亂”帶來的吸引力。從機場出來，遇到的中央電視臺採訪直轄十週年的記者，他表達的心願就是要坐一坐《瘋狂的石頭》說的那個索道，語氣間充滿了興奮。和他有相同心情的人不少。在重慶的融僑半島，某個樓盤的看樓客走到高臺，注意到一條彈簧般的高架橋，然後用幾乎同樣興奮的語調要求旁邊的人掏出相機，拍他和身後的這條路：“這是《瘋狂的石頭》的那條路！”然後模仿者衆。
其實這條路叫融僑路——一條螺旋式上升的三層高架橋。背後故事是：這條路花費了6000萬，是房地產界一個“要賣樓先修路”的例子。可以發現，這個號稱可以容納10萬人居住的樓盤，根本就是一個“造城運動”。
2003年，重慶房產界喊出“重慶進入大盤時代”的口號，這個原來交通和基礎設施都幾乎沒有的小半島，是地產商在完成樓盤所在地的大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引進中學、小學、幼兒園，建成溫泉會所，直到出現空地上出現“高樓林立”的景象。根據重慶的業內人士的透露，和這個樓盤媲美的、屬於另一國有大企業的大樓盤，重慶也採取這樣的方法：開發商負責修一條路，你可以取得路旁的那一塊地。
這是讓荒廢土地生長出大廈羣的快捷方式。但重慶社科院經濟區域研究所所長李勇也指出了方式的弊病：“把城市看作一個經濟體，政府成了董事長，與民爭利。政府利用土地的一級壟斷、二級壟斷，賣給商人；商人就寸金寸土，寸土寸金，建一些容積率很高的房子。老百姓喜歡買江景房，於是商人就把高樓都修在一個地方。現在，重慶還沒有一個限高區，而那些長在岸邊的高樓，已經吞吃了我們的天際線和岸際線。”
《瘋狂的石頭》中城鄉結合部的混亂景象加速消失。“大城市和大農村相互交融是重慶的特點。重慶要規劃的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個城市羣。”重慶規劃局副局長邱建林說。根據政府的展望，2020年，重慶城市人口會超過2200萬，農村人口會下降到1000萬，城市化率會達到70%以上——要規劃的，是“一個城市羣”的城市進化方向。
重慶政府正在倡導“一小時經濟圈”，以主城爲核心，由23個區縣組成，在交通1小時可通達的範圍內，形成西部地區最大城市羣，經濟圈的GDP產出將佔全市的90%。在1小時的這個圈內，包含重慶工業五大產業集羣，建築、交通等一切都按城市的標準建設——也就是說，在1小時的圈子內，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資，讓城市化加速進行。
這樣的城市化進程，並非毫無風險。很多城市模式值得重慶反思，包括過去的青島、蘇州，和已經有企業開始離開的長三角。李勇說：“重慶現在通過零地價招商引資，開發園區土地都很便宜，但這會把整個城市的地價拉高，來彌補園區的那一塊。結果是，老百姓生活水準下降，外來投資者佔了便宜，政府得到了虛假的GDP——但部分企業將來可能還會走，因爲這座城市房價貴了、生活條件貴了。企業等的是土地通過調規以後，成爲城市化土地。例如工業地產當初5萬一畝，但資產屬於企業，今後可以買幾百萬一畝；然後，企業又可到新的地方，故伎重演。有的品牌的企業，虛晃一槍就可以蓄積上千畝土地，甚至和房地產商聯手開發，做其他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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