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為期兩天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東京舉行。中方首席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和日方首席委員、東京大學教授北岡伸一分別率雙方委員與會,此次會議標志著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將進入實質性階段。
11月22日,中日友好協會舉行晚宴歡迎日本高中生代表團。
中國對日關系,不可避免面對日本『左』『右』問題。但不論對日本政治的『左』還是『右』,中國的研究都不夠。正因如此,中國人看日本,也常常受到究竟以何種概念認識現實的困擾。
近代政治的『左』『右』之分,源於法國大革命,而此概念19世紀末傳入亞洲,中日各國也在各自語境之中使用這對概念,彼此的理解既有交叉,也有不同。20世紀後半葉,中國對日本政治的理解是,支持同情社會主義的勢力,我們認為是『左』,而敵視社會主義,或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我們則認為是『右』。可以說,至今這對概念仍然在暗中支橕著我們觀察、理解日本的框架。
筆者並不完全否認在一般意義上使用『左』『右』這種分析范疇,因為它對我們理解一種大概的情況還是有益的。但是,在我們詳細分析日本時,我們會發現這對概念值得檢討。比如,假如我們仍以這種框架觀察日本,我們就會出現『刻舟求劍』的尷尬。因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後這35年,不僅作為觀察對象的日本變化巨大,即便作為觀察主體的中國,變化也是天翻地覆。
隨著冷戰終結,『55年體制』終結,社會黨瓦解,而日本共產黨在國會僅剩議員不過20名,而且有後繼無人之虞。而『右』則泛化,有人以『總保守化』、『全面右轉』概括。但『右』在泛化過程中進一步分化,很難講步調一致,在經濟、政治、外交上所采取的態度不一,其中不乏在經濟福利方面強調『平等』,強烈批評小泉改革造成『貧富差距加大』的觀點。這種勢力經常批評中國政治,常常提的一條竟是『貧富差距大』,讓人不知其所出。總之,僅以『左』『右』概念分析日本政治,似乎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
強調超越『左』『右』看日本,筆者想指出的是,日本極少數人,總是提出一些問題挑戰中日關系的基本原則,而中方則匆忙反擊。這幾十年來,幾乎成為兩國關系的一種模式。不可否認,日本存在極右勢力,出於特殊利益,不願看到中日關系密切。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這種勢力。筆者以為,過於看重這種勢力的挑撥,全力反擊,反倒正中此種勢力渲染『中國威脅論』的下懷,如此中國對日戰略反而被動。相反,筆者相信,在信息化、全球化空前發展的今天,中國完全有能力展示新的對日外交模式,越過『左』『右』之界,與日本最廣大的民眾直接對話、交流,全方位、立體地推進對日外交。
這種外交的特點就是要相信日本國民,寄希望於日本國民,要把中國外交、全球潮流、世界真相告訴日本國民。雖然日本有言論自由制度,但主流媒體市場佔有率很大,其國外消息報道十分有限。這種狀況不利於日本民眾對世界尤其是亞洲的了解。要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中國媒體應以網絡、影像、文字等多種形態傳播包括中國新聞在內的世界新聞。
中國在與日本國民交往時,應尊重日本民族的文化創造力。戰後日本民族精神體現於經濟發展與技術革新中。日本政治家在與中方會見時,總希望中方能贊揚其戰後60年的和平發展。我們也要理解日本的這種心情。當年,毛澤東曾說,『日本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表達了他對日本民族的深刻理解。
教育交流也極為重要。筆者知道,很多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十分向往北京大學,每年,筆者的學生中都有去中國大學留學的。美國富布萊特基金會戰後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獎學金,筆者認識的很多日本精英,都是該獎學金的獲得者,這些人遍布日本財界、教育界、輿論界。可以說,獎學金為日本戰後復興奠定了人纔基礎,同時在日本培養了大批美國的理解者。
對日交往,除以理服人外,還要以情感人。日本民族是一個相當藝術化的民族,他們渴望感動。他們在日常生活當中,也都浸透著這種意識。很多時候,日方對於某些問題的固執,並非來自理論方面,而是源自感情。當年改造日本戰犯,理論學習外,中方人員自己吃不上大米白面,但卻發給戰犯。這種細節對戰犯觸動極大,促進了他們的反省。
中日關系改善並非一朝一夕,對日交往,也不要相信有一個固定的思考模式。加藤周一曾說,日本存在『大勢順應主義』,多數意見往往會隨少數意見跑。日本民眾的特點是對媒體信任度高,媒體對日本國民心中的中國形象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因此,結合各界領袖、探討各類問題的『第三外交』是一個效果比較好的模式。兩國主流媒體、意見領袖、經濟重鎮的領導以及高層事務官員定期見面,保持渠道暢通,有助於把雙方關系的起伏控制在可控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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