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參事室最近組成調研組奔赴全國各地，就房地產問題展開調研，調研成果將向總理彙報，爲下一步的房地產政策提供參考。牽頭組織此事的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表示：“房價越來越高，與住房過分強調市場化，忽視社會保障功能有關。”任玉嶺主張，政府應爲佔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階層提供經濟適用房，少數高收入家庭可以購買商品房。應當將70%的土地供應給經濟適用房，其中的30%用作建廉租房，對商品房的管理則可以完全放開。
任玉嶺所言是直面社會現實。近年來，我國在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住房市場化等方面的嘗試飽受質疑：教育產業化做法早已被有關部門明確否定，因爲教育產業化的結果是一些貧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學。醫療市場化改革在2005年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爲“基本不成功”。住房市場化同樣滋生出諸多問題，用任玉嶺的話說，就是“片面強調房地產拉動經濟的功能，忽視了對居民住房的保障功能。特別是把房地產作爲支柱產業提出來，使其居住功能弱化，創利和尋租的功能被強化”。
從目前的房價來看，不僅低收入者買不起，中高收入者實際上也很難買得起。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500個城市、5.5萬戶家庭收入情況所作的統計調查，2004年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中高收入戶和高收入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爲3642元、6024元、8166元、11051元和20102元，這些家庭就業者人均工薪收入分別爲每月441元、729元、988元、1337元和2432元。即使以中高收入者的薪水來看，一個三口之家即使不吃不喝不穿，買一套價值50萬左右的商品房也需要20多年，遠遠高出世行認定的房價與收入比4-6的標準。
事實上，國務院1998年發佈的房改23號文，所設計的住房供應體系，就是城市80%以上的家庭由政府供應經濟適用房，而不是開發商供應高價商品房。這一房改設計充分考慮了我國國情。只是到了2003年，建設部出臺的18號文把經濟適用房由“住房供應主體”改成了“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導致房地產供應被開發商壟斷。
我國1998年時的房改設計與新加坡的做法相仿。新加坡政府規定，佔住戶總數3%的富人由開發商提供住宅，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讓金，入住後收取高額物業稅，而對佔住戶總數80%的中低收入者提供由政府控制戶型和房價的房屋。同時，對佔住戶總數8.5%的困難戶供應由政府補貼的60-70平方米的房屋，對佔住戶總數8.5%的特困戶租給42平方米左右的房屋，每月僅收十幾新元房租。新加坡設計的這種住房體系，很好地解決了國民的住房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的建議，與1998年國務院23號文的思路基本相吻合，由政府作爲住房的供應主體，確保公衆居者有其屋，只留下大約10%的商品房由開發商建造，如此，就能實現住房保障與住房市場化的同步進行，避免因開發商哄擡房價、追逐暴利，製造住房民生危機。
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把住房保障交給市場，這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法律甚至把住房與教育、健康並列，賦予其“可抗辯居住權”，承諾政府將增加住房建設投入，基本實現人人有房住。
經過20多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政府有實力承擔起住房保障責任，解決工薪階層的住房問題，消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提高全體國民的敬業精神，保持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從這個角度來看，任玉嶺提出的政府爲佔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階層提供經濟適用房的建議，是具有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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