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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偉華在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彩票管理中心副主任任內所做的工作，和導致他落馬的原因一樣仍不爲人知。衆所周知的，是在中國兩大彩票發行和銷售系統中，張偉華主管着相當一部分彩金的分配和使用。
彩票發行，在某些方面就如同一臺滿載而行的馬車。除了返獎和回收爲公益金的兩大塊，還包括紙張批發、彩票印製、零售代銷金以及上萬臺銷售終端機的採購——它們儘管是馬車上的“小包裹”，但無論哪一項分攤出來，都是一筆大生意。
制度並非沒有警惕到這筆錢的流向。2001年，國家就爲體彩和福彩兩隻彩票在其主管部門之外，引入了財政部作爲第三方的監管力量。但從今年4月正式提起公訴的“張偉華案件”，到此前先後身陷“體彩門”的官員倪志欽(世界跳高冠軍、福建體委原副主任，在發行體育彩票中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李聯友(福建體彩中心原主任)和荊福生(福建體委原主任，落馬前任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長)來看，這臺一年載動818億人民幣的雙駕馬車一旦奔跑起來，駕馭它並不容易。
擴張和監管
2004年的“西安‘寶馬’體育彩票案”是張偉華在國家體育總局體彩中心任職期間一起不太光彩的“事故”，也是他主管下體彩業的某種折射。
和絕大部分高速發展中的產業一樣，一些失誤會由於發展速度帶來的驚喜而被原諒。這起偷樑換柱的彩票醜聞儘管轟動一時，卻沒有讓體彩業的擴張減緩速度。
“2004年底，體育彩票管理中心推出了七星彩附加新玩法‘排列3’、‘排列5’。前者在接下來的一年裏創造了銷售的奇蹟，172.821億的銷售額佔據了當年體彩整個盤子的一半以上，它甚至超過了2004年154億的體彩總銷量。”一名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說，“這是張偉華的創造”。“排列3”的市場成功使得2005年體育彩票總資金比2004年翻了一番。在這一年9月的亞太彩票協會的亞太彩票會議上，張偉華宣佈，中國的體彩到了一個新的臺階，同時表示，“體育彩票應該與國際接軌，開發更多的遊戲品種”。
另一方面，強烈擴張中的體彩業從2001年開始一直面臨着來自政府更爲嚴厲的監控。
彩票與股票的不同在於，彩票要按比例返獎，返獎、彩票公益金和發行費用之間有固定的比例。這樣，主管發行的部門存在着天然的充滿企業色彩的擴張動力。整個彩票銷售的盤子越大，它們可自主支配的發行費用也就越大。“無論體彩還是福彩，都是沿着‘先發展，後立法’的路徑走過來的，它們從一誕生就有‘部門彩票’的色彩，必然存在着部門利益最大化的傾向。”這名業內人士說，“國家當然要防範這一點，強化‘國家彩票’的概念，要保障彩民利益。”
中國最早於1984年發行彩票，但早期彩票的審批和發行都是“一事一議”式的，真正地實現制度化運作並建立起完整的彩票發行和銷售系統是在1987年。在民政部的提議下，國家成立“中募委”，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發行福利彩票；7年後的1994年，國務院批准當時的國家體委發行體育彩票。
“國家一直在努力試圖讓彩票發行機構最終脫離行政依附，同時實現公益金分配的國家化。”浙江大學教授朱新力一直在進行“彩票業的政府管制及其立法研究”的課題研究，他說，“上世紀90年代初，國務院將彩票監管職能賦予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繼而成爲彩票管理的主管機關;但事實上，到1994年體彩成立時，‘中募委’和國家體育總局仍舊保留了部分審批權，這樣還是形成了多頭審批和多頭管理的局面”。
給主管部門一定的主動權有助於調動部門體系的行政效率，培育剛剛開始的彩票市場，卻給幾年後針對進入高速發展期的彩票市場加強監管提出了挑戰。“1999年底彩票監管職能從央行移交到財政部之後，作爲監管者的財政部採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阻力很大。”朱新力說，最終利益平衡的結果，是實行由國務院做出的“收支兩條線”的折衷式方案:現行彩票管理和發行體制維持不變，調整公益金比例和分配政策。“由財政部會同民政部、國家體育總局分別確定民政部門和體育部門的彩票公益金基數，基數以內的彩票公益金，由民政和體育部門繼續按規定的範圍使用；超過基數的彩票公益金，20%由民政和體育部門分別分配使用，80%上交財政部，納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統一管理和使用。”
對體彩中心而言，《國務院關於進一步規範彩票管理的通知》中更實際的影響，是它縮小了整個發行費用的盤子。《通知》確立了“降低發行費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原則，規定從2002年1月1日起，發行費用比例不得高於15%，公益金不得低於35%，50%的返獎比例維持不變。而此前，彩票發行費佔彩票銷售收入比例通常爲20%。
擴張中的產業，和被壓縮的成本，成爲一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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