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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嚴格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等樓堂館所建設問題的通知》，嚴格審批黨政機關辦公樓建設項目；凡是超規模、超標準、超投資概算建設的辦公樓等樓堂館所項目，要視具體情況作出騰退超標準面積或全部沒收、拍賣處理。
對於中央的這個決定，我當然是擁護的，但對這個文件能收到多大實效，則不無疑問。你看《通知》的標題，說的是“進一步嚴格控制”，內文稱“最近一些黨政機關違規修建辦公樓等樓堂館所現象又有所擡頭，且有愈演愈烈之勢。”足證問題早已存在，也不是沒有管過。其實，在我剛參加工作的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就在講控制“樓堂館所”；只是那時候，絕對想不到有地方官員放肆到仿建什麼“白宮”、“天安門”！
在我看來，在當下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出現豪華衙門問題乃是順理成章的，與公款大吃大喝、公車私用同一性質，同一淵源，就像一根樹木上長的蘑菇或結的妖果。請想一想，關於公款招待，我們下了多少文件，如今“四菜一湯”的規定成了笑柄；關於公車私用，我們原本有更嚴格的規矩，副部長級以上首長才能配專車，如今在一些縣市副科級就擁有了專車，公車消費有增無減，而所謂“公車改革”大多有始無終。既然如此，怎麼能期望“樓堂館所”治理偏能大見成效？
不久前，看了央視或鳳凰衛視關於重慶地區嚴重缺水的調查報道，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因缺水慘不忍睹。爲什麼在這個年降水量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地方，會如此乾旱？因爲水庫年久失修，下雨時不敢蓄水，怕一旦垮壩淹了下游的十多座縣城。重慶市財政很窮嗎？據4月16日出版的《南風窗》報道，重慶市萬州區天成交通局的兩棟豪華辦公樓有近萬平方米，人均佔用600平方；忠縣黃金鎮鎮政府有一棟佔地5.95畝宮殿般的建築；雲陽縣消防中隊10多個人，辦公樓佔地9畝；江津區幾江街道辦事處辦公大樓被網民稱爲“國內第一豪華……”無錢修水庫與有錢造大樓的雖然不是同一個地方，我隱約感覺二者還是有必然聯繫。這聯繫就是我現在感覺到的，官權的囂張與民權的不彰。用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的話說，就是：“只有不講理的領導，沒有不講理的羣衆。”
對不起，我又要說到重慶了。並非我對重慶有什麼成見，只因我寫的是雜感，碰到什麼材料,有所感觸就記下來了。4月12日《南方週末》有篇關於重慶“牛釘”事件的深度報道，其中有兩個細節給我印象極深。一個是，當了5年多重慶市九龍坡區的區委書記鄭洪說，鶴興路片區舊城改造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確實影響形象啊，有時候我陪朋友去看，他們都說鄭洪你這個地方應該改造啊，我說快了快了。”注意，“他們都”說的是“鄭洪你這個地方”而不是“你們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儼然被公認成了書記的領地，而鄭洪也不覺得“他們”的說法刺耳。另一個是，九龍坡區法院院長張立對記者說，這個事解決過後，他覺得是自己人生中一次很難得的經歷：“我一個區法院的院長專門兩次去市長辦公室陳述事件在司法框架內的進展和意見。”瞧，一個副區(廳局)級別的法院院長，爲解決一個海內外矚目的事件被市長辦公室召見了兩回，竟有如此榮幸的感覺。那麼，一個普通老百姓要找市長反映一個“普通”問題豈不如上九重天？我由此感覺，在中國的當下，官貴民賤還有多麼強大的現實基礎！而事實上，正如大家公認的，重慶市的官員能讓這麼一個並無大背景的家庭成爲中國“史上最牛的釘子戶”，且最終能和平解決，足見他們並不是中國當代“最牛”的官員。
本文講豪華衙門問題，想到“官不修衙，客不修店”的古諺。封建時代的官員不修衙，自然是修衙對官員無利可圖。那時的縣官是中央任命，一般是三年考評、調遷，修好了他也享受不了幾天；而關鍵是財稅上繳包乾，他向上級申請不到造衙經費就得自掏腰包，而向當地老百姓額外徵收稅捐，就要得罪當地的士紳和富戶，影響他的考評結論與仕途升降，他何苦來哉？——如今社會條件不同，無論什麼工程都可能個人現得利，而“輿論”對幹部仕途的影響比古代的“權重”恐怕是有降無升。
有現實感的人不難知曉，問題的根子就在人民羣衆的民主權利仍然只是書之於憲法、宣之於報告中，而官員的權力得不到真實的約束，使他們坐大得可以爲所欲爲，以至於喪盡天良，“甚至挪用扶貧款、救災款等專項資金修建辦公樓等樓堂館所，(而不在乎)羣衆反映十分強烈。”
陶鑄的女兒陶斯亮日前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以原黑龍江省委組織部長韓桂芝賣官爲例說，如果市長由老百姓來選，怎麼跑啊，怎麼賣啊，因爲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選上；市長要“討好”老百姓。
想當官就要“討好”老百姓，有了這一條，他就不敢用公款胡吃海喝，就不敢坐着豪華公車招搖過市抖威風，也當然不敢讓老百姓住寒窯喝髒水，讓小學生住危房，而自己高踞於讓小民仰視的豪華辦公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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