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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致周汝昌的親筆信
筆者與周汝昌先生合影
地靈人傑的南開中學，百餘年來爲各界哺育了衆多精英人物，單在“紅學”研究方面，南開中學的王崑崙(師)、端木蕻良、王瑤與周汝昌等人均有不俗的成就，而成果最豐，影響最大的當屬被海內外公認爲紅學大家的周汝昌先生。
集資深紅學家、著名學者、古典文學研究家、書法家和詩人於一身的周汝昌，本字禹言，號敏庵。1918年4月20日生於天津南郊鹹水沽鎮一書香之家，兄弟五人，他最小，其父周景頤是前清秀才，當過一任鹹水沽鎮長。母親李氏天資聰穎，讀過不少詩詞、小說。特別是母親從孃家帶來的一部《紅樓夢》，成爲周汝昌日後走上紅學研究道路的啓蒙教材。
1926年，周汝昌8歲插班進家鄉的田家墳小學，15歲考進市內覺民中學。1935年，17歲的他以入學考試第二的優異成績考入名校南開中學。這讓他十分高興，因爲南開中學於他家還有着一段特殊情緣：一是他清楚地記得姑父李象模，在五四運動時與周恩來結下深厚友誼，姑父與周恩來的合影照曾在姑父家擺放多年；二是長於他六歲的家兄四哥祜昌也是南開中學校友，且享受過六年“完整”的南開中學教育。周汝昌慶幸自己能夠進入這所名校。
2004年天津南開中學百年校慶前，應筆者之約，周汝昌先生這樣撰文回憶道：“一入南開，兩個天地。那時的高中，真了不起，簡直是個小學府。學生的知識來源、思想天地、生活實踐，都那麼不同於‘高級小學’式的中學校。首先是生氣勃勃，活躍非常。校門外書店即有兩個，擺滿新書、雜誌、畫刊。學生牀頭多有小書架，讀物甚豐。課程特設“社會觀察”一門，到工廠、慈善機關、社會組織等去觀察瞭解、我要說：這太不平凡了！我不知道天下有幾個中學能像南開這樣的有規模氣派，品味水平？我多次在拙文中稱讚母校是個‘小學府’，大大超過了衆多一般水平的中等學校，這不是個人的‘感情用事’、‘夜郎自大’吧？”(摘自於《百年風華》序言三《百載南開，風流文采》，2004年，中國文史出版社)(附墨跡)
正是在這‘小學府’內，周汝昌對詩詞等學問萌生了興趣，同時對紅學研究，也有了苗頭。他說：“回憶個人對學問萌生興趣，應自高中時期爲起點，因爲初中時還是詩詞迷，而在南開高中時，我已經愛上了《詞學季刊》，對夏承壽、龍榆生等詞學名師十分敬幕，而且有了‘治學’的初級活動，如研究詞調音律，寫成長篇論文，登在校刊《南開高中》上。
孟志蓀先生教詩詞，是自編的《詩經》教材，很多新意，可見當時師資水平。另一領域是中英互譯，我爲學好英文，細讀《牛津字典》C.O.D.與P.O.D.兩種，並開始英譯冰心的小說，漢譯林語堂的英文隨筆，並得過學校翻譯比賽的獎牌-‘銀盾’。
同時，我和名副其實的‘同窗契友’(同班、同室、同喜文藝)容鼎昌(今以筆名‘黃裳’爲世人所知)，不時在校刊上發表各類文字——散文、隨筆、譯文、論著、詩詞。而且也是在這個時期，與黃裳每晚大談《紅樓夢》，對紅學研究已有了苗頭。”(摘自《百年風華》之序言三：《百載南開，風流文采》，2004年中國社會出版社)。
1937年，周汝昌在天津中學畢業後，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適逢日寇侵華，他因不願接受亡國奴教育而兩次輟學，三進燕京，（後入燕大中文研究院）。在燕京，他繼續進行在南開中學已起步的紅學研究。
1948年6月，著名學者胡適先生把自己珍藏的《甲戌本石頭記》、《四鬆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託孫楷弟教授帶給了還是大學生的周汝昌。正是由此，1948年周汝昌嚴謹治學，完成了《紅樓夢新證》主體，於1953年出版，一時洛陽紙貴，三個月內連版三次，以其開創意義及豐富詳備，而被譽爲“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後的《曹雪芹小傳》、《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紅樓夢藝術》等十幾部紅學專著，均取得了創造性成果。
新世紀最能體現周汝昌紅學貢獻的學術成果是十卷本的《<石頭記>會真》及其普及本《周汝昌精校<紅樓夢>》。從《<紅樓夢>新證》到《<石頭記>會真》，可以說是周汝昌一生治紅學的兩個最具標識性的“里程碑”，二者都是“集大成”式的著作。周汝昌是我國聞名海內外的一位紅學大家，曾被臺灣《聯合報》譽爲“國寶級人物”。
1984年，隨着南開中學八十週年校慶活動，校友會也開始恢復活動。很快，情繫南開的周汝昌先生回到母校南開中學看望並留影。（附照片：周汝昌（中）與學校、校友會負責人合影）。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始，筆者做校友會工作已有十多年，與老校友周汝昌先生保持密切聯繫，筆者曾多次去府上拜訪周先生。平時與周先生的書信來往和電話聯繫不斷（附筆者與周汝昌先生合影）。遇有大的校慶活動，便請周先生或撰文或題詩，周先生毫無大學者的架子，他總是和藹謙恭，平易近人，有求必應。即便是近年來，他已年近九旬，體弱多病、行動不便且目力極差，在看不清筆頭的情況下，老人爲了母校，仍然會捉筆書寫，情景十分感人。（附1999年，周先生爲南開中學九十五年校慶的題詩）。
最令人感動和永遠難忘的是今年大年正月初四（2月21日）上午九點多鐘，筆者在家中忽然接到北京周先生女兒侖玲替輪椅上的父親打來的電話，她在電話那頭興奮地說：“李先生您好! 我父親讓我一定先給李溥先生打電話拜年，並告訴溫總理來信的事！”
我一聽，很是高興，連忙請侖玲代我給周先生拜年。緊接着她更加興奮和喜悅地告訴說：“昨天（2月20日，正月初三），文化部派人來我家，送來溫家寶總理給我父親的親筆信。”緊接着她補充道：“總理的來信是2月19日（大年正月初二）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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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題寫南開校歌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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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兒，我手握電話高興地站了起來，大聲對侖玲說：“請你快把溫總理來信全文讀一遍！”
侖玲以難以掩飾高興的語調在電話那頭讀道：“汝昌先生：惠書並承贈《紅樓夢》最新精校本，均已收到，極爲感謝。先生歷時六十載，細校十餘個古抄本，精心細緻地對八十回《紅樓夢》進行了新的校訂工作，成爲紅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先生嚴謹的治學精神令人感佩。值此新春佳節，祝願先生健康長壽。專此敬復。順致敬禮。溫家寶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九日”。
很快，筆者將日夜操勞國家大事的溫總理於新春佳節，親筆覆信給周汝昌先生並對先生紅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嚴謹治學精神給予很高評價，寫下中國文壇一段佳話的消息，轉告京津兩地南開中學同學會負責人，大家如沐春風，一致表示以周汝昌先生爲治學範型，嚴謹治學，深入發掘和闡揚中華文化的深邃和偉大，爲中華文化的精神命脈和本質精髓努力發揚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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