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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易發多發，反腐敗鬥爭的形勢還比較嚴峻。其主要原因就是，腐敗現象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條件依然存在。滋生腐敗的土壤是產生腐敗的內在原因和直接根據，是不合理的權力配置機制或權力結構。而腐敗現象滋生和蔓延的條件，則是指那些適合或者助長腐敗現象存在和發展的必要的外在因素和間接原因。大致而言，這些條件可以分爲政治條件、經濟條件、文化條件和社會條件等。這裏撇開腐敗現象滋生和蔓延的社會背景，如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不協調、不全面，以及制度不完善等複雜的環境因素(這些因素當然都屬於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條件)，僅從懲治和預防腐敗的角度，探討腐敗現象滋生和蔓延的兩個綜合性因素或者基本條件，即權力運行的透明度和對腐敗現象的容忍度。
權力運行的封閉性和隱蔽性是腐敗現象滋生和蔓延的首要條件。一切腐敗都是違反公共道德和法律原則的見不得人的醜惡現象，一般只能在暗中進行。一旦把權力運行過程包括決策、執行和監督等環節置於人民羣衆的監督之下，有序地擴大公衆的政治參與，消除權力運行的封閉性、隱蔽性和神祕性，掌權者就難以濫用權力謀取私利，即使發生了腐敗，也容易發現並及時追究。只要提高權力運行過程和結果的透明度，就能使腐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無處藏身。陽光是消滅腐敗的最好殺毒劑。西方有一個著名的反腐敗國際組織，其名稱就叫“透明國際”。可見，至少在西方人看來，透明度問題在遏制腐敗措施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和作用。權力運行的透明度越高，腐敗現象就越難以滋生和蔓延；相反，透明度越低，腐敗現象就越容易滋生和蔓延。
權力運行的封閉性、隱蔽性和神祕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又爲什麼如此難以消除呢？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權力本身具有專斷和封閉的傾向。掌權者都傾向於在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內自主地行使權力，只有權力的授予者才能參與、干預、監督權力的運行。二是社會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對掌權者造成了強大的壓力。公共權力在某些領域被作爲市場的替代方式來配置社會稀缺資源，因而使權力本身成爲更爲稀缺的資源。權力的流動和運行往往會牽動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競爭。在制度完善的國家，權力的流動和運行都要受到嚴格的程序和規則的限制，因而基本上可以控制在合理的範圍之內。但是，在一些制度廢馳或者處於社會轉型之中的國家，權力的擴張性得不到適度的控制，不正當地干涉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的現象經常發生，使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性、不平衡性、不公正性等進一步擴大到社會、政治等領域。在這種情況下，掌權者很容易受到各種挑戰和掣肘，許多決策及其執行會引發或者加劇社會矛盾。對此，最爲簡便的應對策略就是把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並廣泛適用保密措施。結果往往使保密成爲常規，公開成爲例外。三是權力壟斷或者權力高度集中本身就是排斥民主的。權力壟斷製造了隱蔽性，而隱蔽性爲權力濫用等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藏身之所。
權力運行的隱蔽性畢竟只是一種遮羞布，能夠庇護腐敗，甚至助長腐敗向社會、經濟和文化等領域蔓延，卻不能把所有的腐敗都隱藏起來。對於暴露出來的腐敗現象，是否處理以及如何處理，則要看國家和社會公衆對腐敗的容忍程度。如果我們能夠做到腐敗一“露頭”就打，並且一抓到底，那麼腐敗仍然可以控制在較小的“內部”範圍之內；否則，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就可能失控。因此，決定腐敗現象是否滋生和蔓延的第二個條件因素就是國家和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對腐敗現象的容忍度越高，腐敗現象就越猖獗；容忍度越低，腐敗現象就越難以滋生和蔓延。
以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宗旨的中國共產黨與任何腐敗現象都是根本不相容的，以實現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等爲目標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任何腐敗都是根本對立的。因此，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腐敗，加大懲治腐敗的執法力度，堅持依法治國，嚴格執法，樹立國家的誠信和權威；加強廉政教育和輿論監督，從法律和制度上擴大羣衆的有序政治參與，增強權力運行的透明度，形成對腐敗零容忍度的廉政文化。
權力運行的透明度和對腐敗現象的容忍度作爲腐敗現象滋生和蔓延的兩個基本條件，都包含着個人因素和主觀認識因素的成份，也都有一個局部性、微觀性和程度差異問題，但是實質上都屬於制度設計問題，換言之，都可以通過制度完善來解決，也必須着重在制度建設中解決，其他途徑只能發揮輔助性的作用。這兩個條件，既綜合地反映了權力的配置方式和運行程序(特別是執法規範)的科學性等內在因素，也直接反映了三項基本制度即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新聞監督制度和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外在因素，是兩個方面的結合部位，是與腐敗現象滋生和蔓延的土壤最接近的兩項關鍵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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