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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咸陽市民走在渭陽中路上（攝於4月23日），她身後是“市政府機關衛生間對外開放”的指示牌。
“把我們的錢要回來！張市長得把我們的錢要回來！”2004年8月的一天，40多名神情激動的上訪羣衆圍在陝西省咸陽市政府的大門口，信訪局幹部勸解的脣焦舌敝，大家就是不肯離開——他們堅持點名要見張立勇。
這些羣衆都是咸陽工商聯水場路基金會的股民，該基金會運作失當，本金受虧，許多人把要回血汗錢的最後希望，寄託在時任市長的張立勇身上。
張立勇心情也不平靜，他發出一聲長嘆——如果出面跟上訪的股民解釋，沒有一兩個小時下不來，而自己必須馬上趕到省城開會。
“做好他們的解釋安撫工作，等我回來！”張立勇向有關部門領導作出指示，然後按照隨行人員的建議，邁着急匆匆的步子，從市政府大樓一側的“密道”離開。
一個月後，又有四五十人圍住了市政府大門——咸陽市人民西部拓寬工程拖延了一些時日，路邊商戶的生意受到影響，他們也蜂擁而來找市長討說法。因爲當天要迎接上級領導來咸陽視查工作，張立勇分身乏術，只好又一次躲開怨氣沖天的上訪商戶，第二次從“密道”脫身。
所謂“密道”，是通往一個小偏門的樓道，由於知道的人少，就成了一些幹部情急時離開機關大樓的密道。“當時感覺黑乎乎、髒兮兮的，還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從這個小過道溜出去，實在不像一位市長的樣子。出去以後，不管旁邊有多擠，車都不敢按喇叭，司機也生怕有人認出市長坐在車裏。”
這兩次“密道”走得很鬱悶，夜深人靜的時候，張立勇開始思考這樣幾個問題：身爲領導幹部，爲什麼躲着羣衆？爲什麼老百姓不找相關部門解決問題，而非要直接趕到市政府門口“堵”市長？究竟有哪些環節和因素在妨礙百姓與政府的和諧關係？
羣衆和市長直接對話的願望依然強烈，而張立勇本來就不喜歡躲避問題。看到市長熱情地走出來和大家見面，上訪羣衆的氣基本上消了一半，聽完耐心的解釋，大家相繼散去——這樣的場景讓張立勇意識到，人們找市長，並不見得非要他當場解決問題、包辦一切，人們要的是政府解決問題的決心和態度。身爲市領導如果避而不見，會嚴重傷害羣衆的感情。
此後不久的一次市政府工作大會上，張立勇當衆宣佈，他今後決不再走“密道”，“我是堂堂人民政府的市長，我要堂堂正正走大門！”
於是，這條“密道”被廢棄了，咸陽市的和諧新政卻打開了大門。之後，張立勇的一系列舉措讓許多黨政同事都感到“超前”，比如撤掉全市機關大樓的圍牆，廢除在咸陽有50多年曆史的門衛和傳達室制度，讓羣衆參加市政府常務會……
曾在中央紀委工作達12年之久的張立勇，並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到咸陽鍍鍍金，然後“拍屁股走人”。他離開北京後，全家的戶口都隨之遷到咸陽。自1993年出任咸陽市秦都區區委書記以來，張立勇已在這個有厚重文化底蘊的古都工作了14年。
2005年9月，張立勇就任中共咸陽市委書記。普通的咸陽市民提到他，首先肯定他是一位有勇氣的領導，尤爲突出的標誌性事件，就是他敢於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
2006年6月，爲了方便羣衆反映問題和提出建議、意見，中共咸陽市委9名常委的辦公電話和個人移動電話號碼都在咸陽市公衆信息網上公佈。許多人一開始都不相信市委領導會把手機號公開。
張立勇告訴記者，公開手機號的頭幾個月，經常有人打電話給他，目的卻只有一個，那就是確認一下這個號碼是不是他本人親自接聽。
當然，反映情況的人佔大多數，無論是街上陰井蓋丟失，還是執法人員亂罰款，或有關部門亂收費，羣衆總能在第一時間把心裏的不滿告知市領導。
曾經有一個在陝西渭南打工的年輕人，撥通市委書記的手機後很是激動，問三原縣許多農村都通了公路，爲什麼他老家所在的村還沒有通。張立勇說自己會盡快了解情況，給他回覆。之後，張立勇立即打電話給三原縣縣委書記劉濤，得知那位青年家鄉的公路已經備好石料，即將開工。
接到張立勇親自打回的電話，那名外來打工的青年很驚訝，他沒想到市領導還記着一個打工者的電話。
現任咸陽市市長千軍昌說，剛開始向社會公開個人手機號碼時，有的同志還有所顧慮，擔心自己的正常工作和休息受到影響，但幾個月以後，就感覺這些顧慮是不必要的。有些市民還發短信提醒領導注意身體。
咸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魚霖認爲，許多羣衆通過手機短信，就能把身邊的問題及時反映給市領導，市領導公開手機號碼，不僅展示了勇氣，更體現了政治智慧，因爲這有利於在第一時間瞭解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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