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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豐在新聞界赫赫有名，但鮮有人知他對改革開放後我國新聞界推行評職稱作出過特殊貢獻。
1985年年中，有關方面在準備召開全國工資改革會議。會上一個重要議題就是確定在全國推行業務職稱制度。在談到新聞界是否也要評職稱的時候，當時勞動部的一位領導認爲，新聞界本身就沒有什麼學問，不應該在新聞界評什麼學術職稱。新聞界當然不同意這種看法，新聞是有學問的，而且新聞界是知識分子密集的崗位，如果只靠行政級別，靠“當官”才能提工資，那矛盾就會非常尖銳。
於是，《人民日報》工資改革小組想通過記者部希望找個記者向中央寫個內參，把新聞界的這些看法向中央反映。記者部領導又把這個任務落實到當時擔任機動記者的艾豐頭上，艾豐二話沒說就領了這個“爲民請命”的緊急任務。
艾豐抓緊工作。他先向工資改革小組全面瞭解了情況，寫成內參初稿之後，又請他們審閱。一位在中央辦公廳工作過的同事提醒，以個人名義寫的內參，恐怕中央領導不能及時看到，會誤事的，最好以報社的名義上送。艾豐請示了報社工資改革小組之後，到報社辦公廳加蓋了報社公章把內參及時送上去了。
果然有效，很快有了迴音。5月16號內參送到，5月17號胡耀邦同志就批了，“此事請胡喬木同志提出意見。”胡啓立和田紀雲都劃了圈。內參轉到了胡喬木那裏。胡老很認真地寫了兩頁意見，總體是說新聞界很艱苦、很重要，應該評職稱，但其中有一句含義不是很清楚的話：“記者不要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胡喬木的批示傳下來，勞動部不給新聞界評職稱的意見被否定了，但是他們抓住了其中那句含義不是很清楚的話，提出了一個方案：記者編輯最高的職稱只能相當於副教授，並把這個意見告訴了中宣部。
中央領導的批示和勞動部的方案到了中宣部，中宣部的有關領導一看就火了，最高才是副教授，怎麼能行？誰讓《人民日報》寫的信？打電話給報社總編輯李莊。李莊當時不知道這件事，到辦公廳一查，是艾豐來蓋的公章。這位一向溫和可親的老領導一下子就火了，詢問報社工資改革小組的領導，那位領導一時沒弄清原由，彙報說不記得同意蓋章這件事。於是，這個內參不僅把事情搞糟了，而且成了艾豐擅自盜用報社名義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爲了。
報社內掀起軒然大波，這一消息也很快在全國新聞界傳開了。傳言說，艾豐急於向上爬，爲取得胡喬木賞識，主動提出方案把新聞界壓半級。
那時候艾豐是機關黨委委員，機關黨委書記在編委會後找他談話，指出這是典型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爲，不給處分是不行的。艾豐把事情的整個經過原原本本地做了彙報，經過機關黨委向有關同志反覆覈實，證明艾豐的話都符合實際情況，處分一事纔算作罷。
處理雖然免了，但艾豐卻痛苦到了極點，因爲事情畢竟沒有辦好。於是他又趕寫了一份材料，通過一位熟人送給了胡喬木，反映他批示以後發生的情況。
過了不久，胡喬木召集中宣部、國務院職稱辦、勞動人事部的同志，就職稱問題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他“順便”提了一句：“我上次批的不能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說的不是待遇問題，我指的是他們勞動的性質是不同的……”
此話一出，那個最高職稱是副教授的方案立不住了，重新又回到了原來的方案——這就是現在新聞界執行了若干年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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