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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中越邊境東興口岸人流日益旺盛。
在中國南方的邊境省份上，今天仍然可以看見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村莊，人們仍習慣地稱呼他們爲“難民”、“難民村”。當年，中國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了他們，而這些至今已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的羣體，有的人將生命的小舟永遠地停在了異鄉，有的人則已成爲中越邊貿的中流砥柱
中國曆經30年“消化”越南難民
中國政府奉行的“爲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越南難民提供永久性難民庇護”的承諾，在聯合國救助難民史上絕無僅有
雖然同樣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但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以前在越南的時候，越南人說我們是中國人；後來到了中國，中國人又說我們是越南人……”在雲南的一個難民村裏，時年43歲的村主任孫文亮曾這樣告訴前去採訪的媒體記者。1978年至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包括孫文亮在內、因爲中越戰爭產生的20餘萬名越南難民潮水般涌入中國邊境，開始了在他們看來前途未卜的生活。
29年後的2007年5月10日，聯合國難民署對中國政府當年安置這些難民的做法給予了高度讚揚，稱中國近三十年來對境內越南難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難民安置和融入社會最成功的範例之一”。
“無條件接收”和“永久性庇護”
與其他國家“短時間”、“臨時”安置難民的辦法相比，中國政府奉行的“爲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越南難民提供永久性難民庇護”的承諾，在聯合國救助難民史上絕無僅有。
按照上級指示，中國地方政府對所有難民都無條件接收，這些一無所有的難民，吃穿住用全部由政府無償提供。據有關統計，到1978年底爲止，中國一共接受了26.5萬名越南難民到中國避難，其中不少爲中國僑民。由於中國允許這些難民在中國永久避難，所以他們在庇護中心短暫休整後，就被中國南方的雲南、廣西、廣東、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個國營農場接收了。
“由於與中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難民很容易融入當地社會，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安排難民生產生活的時候，往往按照他們原來的族羣關係進行安排。”研究華僑問題的專家、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冠武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馬冠武是廣東潮州人，在他的記憶中，自己家附近的農場就接收過很多來自越南的難民，“這些難民其實多數都會說廣東話、潮汕話，也有人會說客家話，語言上的優勢使得他們很快就得到了認同，在當地站穩腳跟之後，要謀生和發展就容易多了。”
爲難民融入當地社會鋪路
1978年7月，聯合國高級難民特使保羅·哈特林訪問中國，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提出了援助的請求。由於中國的難民安置方法不像其他地方的難民營那樣只提供暫時幫助，而是提供一個長期的難民解決辦法，要讓這個辦法更爲有效，聯合國的援助顯然十分重要。
隨後，聯合國難民署在北京設立了分支機構，開始致力於中國的難民安置，關注中國難民社區。由聯合國難民署和中國政府共同主持的項目，不但爲難民提供即時救助(修建房屋等)，同時也爲收留難民的農場提供經濟援助——這些農場由於接受了許多難民而財政緊張，只有努力擴大再生產，才能更好地“消化”新來的難民。
同樣是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廈門大學博士張堅的研究顯示，到1985年爲止，聯合國難民署已經援助了76箇中國國營農場。根據計劃，4年之內，所有的難民都將自給自足。這樣，幾年後越南難民在中國的安置問題就將告一段落。
“這種安置與其他國家安置難民截然不同之處在於：不僅僅是爲難民提供足夠的糧食、乾淨的水源、基本的醫療衛生條件和教育設施，而是從安置伊始就考慮到如何讓難民融入當地社會發展中，爲難民第二代、第三代的生活奠定紮實基礎。”張堅說。
多數難民選擇定居中國
在國際上，對難民的主要安置辦法是：戰爭狀態或者緊急狀態結束後，所在國政府將難民自願遣返，或者吸納爲所在國的居民，或者轉到第三國安置。中國政府也曾經與老撾政府協商，共同簽訂了《關於遣返在華老撾難民的議定書》，根據這一協議，1991至1997年間，3000多名老撾難民分17批順利地返回了家園。
當然，也有不少在中國居住多年的越南、老撾、柬埔寨難民，最終仍願意選擇在中國長久居住下去。“中國非常好，我們做夢都想成爲中國人。”一位難民表示，當年中國在難民進入之初採取的積極政策和措施，對處於水深火熱的他們而言無異於雪中送炭。
有報道顯示，從1983年起，中國政府根據自己的國情，決定讓難民們開展生產自救，不用交公糧，讓他們通過勞動自己養活自己，每戶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時候甚至超過當地的中國農民。
但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西方一些國家卻將中國政府安置難民的措施視爲爲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權採取的“懷柔”政策。張堅對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更願意將其歸納爲中國傳統文化中“遠人不服，則使之來，既來之，則安之”的“大同思想”。
當年難民已成投資越南主力
廣東省的清遠農場當年接收了6207名難民，這些難民大都靠養殖魚蝦和種植水果謀生。人口的不斷增多，意味着人均土地資源的減少，但更多難民還是能在當地政府扶持下找到新的發展道路。
如果說當年的難民首要問題是安頓下來，養家餬口的話，那麼，如今，隨着中越關係正常化，原來就有濃郁越南情結的難民，相當一部分人開始利用在越南的人脈、感情和土地資源，尋找自己發展的新空間。當年被安置在廣西浪灣農場的吳祖致的兒子吳權佑，早在2001年就開始醞釀在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地種植木薯、劍麻等產品，充分利用當地土地廣闊、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發展生產。
近年來，隨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加快，吳權佑成功地把木薯產業延伸到最初逃亡的越南廣寧省。廣寧省省府下龍市近郊的200多畝土地，已經被吳權佑擔任法人代表的企業全部承包，承包期30年，全部用於種植木薯。
吳權佑給《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木薯套種每年每畝地投入800元人民幣，收入高的可達4000元人民幣，越南當地勞動力價格每年不過400元人民幣，而且銷路不用愁，大量的木薯全部提供給在中國境內的武鳴木薯加工廠加工，而且價格還將逐年上漲。
事實上，吳權佑的木薯計劃還得到越南當地政府大力支持。所在地方政府的項目官員阮閩庸說：“我們土地多，木薯能夠帶動很多農民增收，還能上交不少財政稅收，吳權佑自己還有越南血統，我們當然歡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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