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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8月13日開始，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穆揚是《人民日報》駐會記者。 |
今年高考將至，而今年又恰逢恢復高考30週年，30年前的一場“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在激辯中拉開了恢復高考的序幕。當年，正是這次非同尋常的會議和鄧小平的最終決斷，才使得中斷11年之久的高考重新恢復，一個時代的拐點也由此出現。爲此，本網在今年高考前夕，採訪了那次座談會的參與者，並以此作爲恢復高考30週年的紀念。
穆揚，1926年出生于山東濟南，原名楊競武，1946年初到解放區，1948年調入《人民日報》。1977年8月13日開始，教育部再次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穆揚是《人民日報》駐會記者之一，他和同事頂住壓力，寫內參抨擊“兩個估計”。
問：1977年科教工作座談會後，你寫了一份內參遞交給中央，據說是跟恢復高考有關的，你能透露一下這份內參的具體內容嗎？
穆揚(以下簡稱“穆”)：我參加過1971年的“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全教會)，這次會議主要是關於“兩個估計”出籠的背景和過程。所謂“兩個估計”，就是前17年的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估計”是四人幫及其幫派人物一手炮製的，對於恢復高考是起阻礙作用的。因此，我寫了《全教會“紀要”是怎樣產生的？》這份材料，希望它能推翻“兩個估計”。
問：科教工作座談會不是已經確定恢復高考了嗎？爲何“兩個估計”還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穆：根據鄧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談會上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1977年8月13日開始，教育部再次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我是《人民日報》駐會記者之一。在這次會議上，與會代表意見分歧仍然很大。一部分剛解放，原來就是教育系統的代表希望儘快推翻“兩個估計”，按照鄧小平的指示來辦，恢復高考。但是他們剛剛復出，不太敢講話。而各代表團裏面的一些實權人物仍然堅持過去的十六字招生辦法，還有一部分人態度模糊。每天一開會，大家就爭論不休。
問：這樣看來，在“兩個估計”思想指導下，恢復高考的後續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影響。那在這種氣氛下，你寫這份材料不覺得有風險嗎？
穆：由於我參加過1971年的全教會，更能體會到推翻“兩個估計”對於恢復高考的重要性、緊迫性。爲此，我分別找到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副部長李琦和雍文濤，說照這個樣子，會議開不下去，我想把這次會議的分歧寫一份內參向上級反映。劉西堯和李琦不置可否。雍文濤說“你可以寫”。別人都不同意我想推翻“兩個估計”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意見。這一情況，更使我感到有必要向中央反映情況。
問：內參遞交後，產生了什麼影響？有沒有達到你當時的願望？
穆：1977年9月15日，編輯部把我寫的材料以內參《情況彙編(特刊)》(第六二八期)報送中央。後來我才知道，鄧小平在看過我寫的材料以後，19日找教育部領導談了話。9月20日，上午，參加會議的代表到教育部禮堂聽傳達，會前人們只聽說“昨天中央找教育部領導談過話”，詳情就不得而知了。傳達開始了，“最近《人民日報》記者找了六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的同志座談，寫了一份材料……”我一聽，因爲不知道結果如何，心提到了嗓子眼。直到傳達過了好一陣，我的心才平靜下來。其他參會者的表情也從茫然轉爲舒展眉頭，露出了笑容。由此，“兩個估計”終於被推翻了。我寫的那一篇《情況彙編(特刊)》作爲有關材料下發給與會代表，於是，這份內參也傳遍了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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