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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晚年放棄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嗎？
——學習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的體會
近來，有人宣稱，“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說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修正主義者、布朗基主義者，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歪曲成修正主義。有人歪曲恩格斯晚年所寫《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以下簡稱《導言》)，稱恩格斯在《導言》中改變了早期的革命觀點，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這些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是完全錯誤的。
一、恩格斯在《導言》中堅持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
《導言》是恩格斯於1895年2月至3月間爲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的單行本出版而寫的，是一篇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在這篇光輝著作中，恩格斯對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和基本觀點給予充分肯定，深刻指出馬克思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經受了實踐的檢驗，特別是指出了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恩格斯還根據經濟發展和鬥爭形勢的變化，對馬克思和他在1848年關於革命進程和策略的一些看法，進行了反思，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改變了被實踐證明了的錯誤結論，同時，又勇於理論創新，提出符合時代需要的新的觀點。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期間，曾經認爲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無產階級能夠通過一次突襲達到革命的勝利。但近50年的鬥爭實踐證明，戰勝資產階級是長期而艱鉅的任務，不可能通過一次突襲取得勝利。因此，恩格斯從實際出發，十分坦誠地說，“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頁)，“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同上，第598頁)。恩格斯雖然改變了當時過於樂觀的估計，但對工人階級的正義事業始終充滿信心，對無產階級的未來寄予希望。恩格斯進一步從革命鬥爭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繫進行了深刻分析，明確指出，“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同上，第597—598頁)。在資本主義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的情況下，無產階級革命就是長期而艱鉅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鬥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同上，第598頁)。爲了奪取最後的勝利，就要教育、發動羣衆，積聚力量。恩格斯指出，“凡是問題在於要把社會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羣衆自己就應該參加進去，自己就應該明白爲什麼進行鬥爭，他們爲什麼流血犧牲。最近五十年來的歷史，已經使我們領會了這一點。但是，爲了使羣衆明白應該做什麼，還必須進行長期而堅忍的工作，而我們現在正是在進行這種工作，並且進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敵人陷於絕望了。”(同上，第607頁)恩格斯在《導言》中改變了對舊式起義、街壘戰的看法，深刻指出，依靠舊式起義、街壘戰的鬥爭方法，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他說：“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同上，第595頁)“因爲這裏鬥爭的條件也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同上，第603頁)恩格斯還對這種改變的必要性進行了精闢的分析，因爲政府軍的訓練加強了、素質提高了、紀律嚴格了、武器精良了，城市建設的面貌也改變得不利於巷戰和街壘戰。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不應貿然走到“槍鳴劍嘯”的街頭去作無謂的犧牲。但同時，恩格斯也深刻指出革命權利是神聖的，巷戰也並不是毫無意義了。他說，“這是不是說，巷戰在將來就不會再起什麼作用了呢？決不是。這只是說，自從1848年起，各種條件對於民間戰士已變得不利得多，而對於軍隊則已變得有利得多了。這樣，將來的巷戰，只有當這種不利的對比關係有其他的因素來抵銷的時候，才能達到勝利。”(同上，第606頁)這裏的“決不是”三個字，回答得十分堅定、清晰、有力。他還特別指出，要取得勝利主要是應做好政府軍方面的工作，使他們站在人民羣衆一邊，不向人民羣衆開槍。恩格斯的這一論斷在中國革命鬥爭的進程中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領導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而此後在“左”傾盲動主義領導下搞的城市起義、飛行集會沒有一次成功，並使革命受到重大損失。當然，在宣傳羣衆、擴大社會影響上還是起了一定作用。
恩格斯在《導言》中闡明瞭新形勢下無產階級要學會利用普選權這一嶄新的鬥爭方式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十九世紀6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一度認爲普選權在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工人來說只是陷阱，是政府的欺騙工具。到70年代初，他們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普選權的最初戰績中，看到“普選權賦予我們一種卓越的行動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4頁)，並逐步地闡明瞭它的重要作用，稱之爲“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頁)，是“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同上，第603頁)。恩格斯雖然肯定了普選權在工人階級政黨鬥爭中的作用，但卻沒有把希望完全寄託在選舉上，他明確說明工人階級決不能因爲利用普選權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他說，“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是決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的。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爲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同上，第608頁)。事實上，利用普選權是設想把一種合法鬥爭、日常工作同實現目標、奪取政權的革命決戰相結合的策略，是爲了促使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增長到超出政府統治制度所能支配的範圍，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同上，第609頁)，從而爲將要到來的革命作準備。恩格斯還指出，這種普選權只是適應現在的形勢，不是永恆的。待工人階級力量壯大到威脅政府時，統治階級就會改變和破壞法律，糟蹋選舉。
恩格斯的這些觀點，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善於分析研究新情況，並且根據變化了的情況，與時俱進，放棄或改變原來的結論，提出新的觀點或理論。上述某些看法的改變不僅不能證明恩格斯晚年放棄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反而進一步豐富了他的革命思想。因此，我們在認識恩格斯改變了什麼的時候，還要看到他堅持了什麼，發展了什麼，這纔是辯證的，才能避免片面性。
恩格斯晚年爲了捍衛革命思想，在《導言》發表過程中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進行了堅決鬥爭。這從他的幾封書信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導言》將要公開發表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藉口帝國國會討論“防止政變法草案”，國內又形成了緊張局勢，因而“堅決要求恩格斯把這部著作中在執行委員會看來是過分革命的調子沖淡，並使它具有更爲謹慎的形式”(同上，第766頁)。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這種不堅定立場和它力求“僅僅在合法範圍內進行活動”的做法，恩格斯雖然不得不予以考慮，但同時也作了十分尖銳的批評。他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費舍的書信中說，“我認爲，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爲，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麼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爲這一權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頁)1895年3月3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發表了一篇題目是《目前革命應怎樣進行》的社論，社論未經恩格斯同意就從《導言》中斷章取義地摘引了幾處，因而造成一種印象，彷彿恩格斯是“無論如何要守法”的捍衛者。對《前進報》的這種不光彩行爲，恩格斯非常憤懣，堅決反對這種歪曲他的觀點的做法。他在4月1日給卡爾·考茨基的書信中說，“使我驚訝的是，今天我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無論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現的。我特別希望《導言》現在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我將非常明確地把我關於此事的意見告訴李卜克內西，也告訴那些(不管是誰)事先一個字也未通知我而給他這種機會來歪曲我的觀點的人。”(同上，第432頁)4月3日，在給保爾·拉法格的書信中，恩格斯又一次對此事作了批評，“李卜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一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於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爲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採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同上，第436頁)恩格斯的這些書信都是圍繞《導言》，而且是在《導言》發表之後寫的，從中可以看出，他捍衛無產階級革命權、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立場是非常鮮明的。那種認爲恩格斯晚年放棄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二、舊社會能夠和平長入新社會嗎？
有人說，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其主要“論據”是，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這一著作中曾經說過，“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頁)。那些用這段話來爲自己的錯誤觀點立論的人，完全是斷章取義。因爲，恩格斯在講這段話的同時，用了大量筆墨告誡人們，在當時的德國舊社會是不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的。如果我們把恩格斯的這段話前後聯繫起來看，他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基本觀點是十分鮮明的。他說，“現在有人因害怕反社會黨人法重新恢復，或者回想起在這項法律統治下發表的幾篇過早的聲明，就忽然想要黨承認在德國的現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黨的一切要求。他們力圖使自己和黨相信，‘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而不問一下自己，是否這樣一來，這個社會就會不像蝦要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然要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長出來，就會無須用暴力來炸燬這個舊殼，是否除此之外，這個社會在德國就會無須再炸燬那還是半專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亂得不可言狀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英國報紙上每天都在談論即將贖買王朝的問題，這個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軟弱無力的。但是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一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因此，在德國宣佈某種類似的做法，而且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況下宣佈這種做法，就是揭去專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蓋那赤裸裸的東西。”(同上，第273頁)“在德國連一個公開要求共和國的黨綱都不能提出的事實，證明了，以爲在這個國家可以用和平寧靜的方法建立共和國，不僅建立共和國，而且還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多大的幻想”(同上，第274頁)。這就不難看出，把恩格斯針對特殊國家、特殊條件下提出的可能性——僅僅是可能性，當作一個普遍性的結論，藉以否定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恩格斯的革命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時隔4年，在《導言》這篇光輝著作中，他進一步闡述了同樣的觀點。在論述選舉制和議會鬥爭的作用時，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選舉制到工人階級力量壯大到威脅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時，他們就會破壞法律，實行獨裁，恢復專制。因此，不分青紅皁白地鼓吹舊社會和平長入新社會，是根本錯誤的。恩格斯的這個偉大預見已被國際共運的實踐所證明。1932年11月德國大選中，共產黨在議會中有100個議席。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後宣佈解散國會，重新大選，不擇手段地打壓共產黨，並於1933年2月製造了“國會縱火案”，逮捕了包括德共領袖臺爾曼及僑居德國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在內的4000多名共產黨人。在同年5月的大選中，共產黨仍然獲得81個議席，而希特勒卻宣佈共產黨的議席無效，爲其建立獨裁統治，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準備，這些都是很好的證明。
三、恩格斯晚年始終不渝地堅持共產主義理想
有的文章說，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其“根據”是，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時說，“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髮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同上，第628—629頁)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裏雖然沒有提“共產主義”四個字，但是他在說完上面這段話後又接着說，“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裏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同上，第629頁)。這句話說的不正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嗎？還需指出，恩格斯上文說的“沒有最終目標”，是指“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因爲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形態，是不斷髮展的，沒有止境的，不可能設想出未來發展的若干詳細情況。
四、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說成是布朗基主義者毫無根據
有人撰文說，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布朗基主義者，這是一種歪曲。首先讓我們瞭解一下布朗基其人。布朗基(1805—1881)，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參加過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組織過“四季社”等祕密團體，領導過多次祕密起義；1870年創辦《祖國在危機中》報，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在獄中缺席被選爲公社委員；1879年出獄後創辦《不要上帝，不要老爺》報，繼續從事革命鬥爭；在他從事革命活動的50年中，有30餘年在獄中度過，曾兩次被判死刑；反對私有制度，主張通過政治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但認爲通過少數革命家的起義和專政，即可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社會；著有《祖國在危機中》、《社會批判》等。布朗基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但其基本策略是少數人的起義或陰謀手段，這與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依靠廣大人民羣衆的力量奪取政權是根本不同的。馬克思、恩格斯對布朗基的英勇精神給以高度評價，但對其策略進行了原則性的批評。
第一國際成立於1864年9月，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及策略的基礎上的。馬克思是第一國際的實際創始人，也是第一國際的真正領導者。第一國際與每一個國家的工人組織建立聯繫，“至於布朗基主義者，則一開始就被拒絕加入國際組織，因爲他們堅持陰謀策略”。但由於第一國際並不十分嚴密，亦難免有布朗基主義分子混雜其中，他們從一開始就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後來又受到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批判，怎麼能把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同布朗基主義者混爲一談呢？
五、中國共產黨領導人1956年前沒有讀過《導言》嗎？
有人說，《導言》1930年纔在蘇聯出版，1956年纔在中國出版，好像說在此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沒有看過《導言》。但是20世紀30年代，中共有很多人在莫斯科工作或學習，其中懂俄文的大有人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共與蘇共及第三國際逐步恢復了聯繫，時有往來，是否就沒人看過呢？不可主觀臆斷。《導言》1956年在中國出版，但蘇聯1954年編纂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選》(二卷集)中文版就收入了《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文，正文開篇就是恩格斯的《導言》，怎麼能斷言1956年前中國共產黨許多領導人就沒有看過呢？何況當時在蘇聯參與編纂馬列文選的人中，就有不少中國人。再者，是否還有比1954年更早的中文版本，尚需進一步考證。
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與民主社會主義有着本質的區別
現在有一種錯誤觀點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這從根本上混淆了民主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界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與民主社會主義有着本質的區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在經濟上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以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堅持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在政治上堅持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試金石”和“分水嶺”。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綱領、宗旨、路線與民主社會主義是根本不同的。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民主社會主義、修正主義，是根本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體系，必須全面、系統地學習才能準確把握，它決不是靠隻言片語或某一文章中說到什麼、沒有說到什麼就能理解的。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篇文章，還應具體瞭解其寫作的歷史背景，弄清楚是在什麼情況下、針對什麼事情寫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僵死的教條，是發展的、與時俱進的科學，其基本的立場、觀點、方法是不能改變的，但個別結論要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正確理解。各個國家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進行理論創新，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
馬克思、恩格斯爲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一生，撰寫了大量著述，奠定並形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與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獨自挑起了這副重擔，他晚年一直積極進行反對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鬥爭。1891年3月，恩格斯在紀念巴黎公社20週年之際，再版了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並針對當時出現的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思潮，寫了一篇導言。1891年6月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理事會起草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容納了“現代社會長入社會主義”等機會主義觀點，根本不提無產階級專政。爲了清除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對德國工人運動的影響，恩格斯決定公開發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併爲它寫了序言。在生命的最後歲月，恩格斯還寫了大量書信，批判修正主義、機會主義。這樣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怎麼會突然之間，在一篇文章中用幾句話否定自己的一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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