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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恢復高考已整整三十年了，但對高考制度的爭論與質疑始終沒有平息過；今年“兩會”期間，有代表提交的一份《關於廢除高考，創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議》，引發了新一波“廢除高考”的爭論。後來，教育部長賙濟表態：高考必須改革，但不能取消，才暫時平息了這輪爭論。在紀念恢復高考制度30年之際，海外和香港的媒體對此有所報道和評述：
教育改革任重道遠
高考在中國，早已不是個人的事，而是一家子，甚至是整個社會的事。和亞洲許多競爭激烈的城市一樣，高中生爲升入大學，他們的拼搏和準備不是隻在高考的那幾天。而家長也往往比孩子更“用功”。
最近一項由一家網站和國際調研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三分之一受訪家庭早在孩子出世前就開始爲孩子作教育投資。調查針對北京、上海等中國幾個大城市的1000箇中高收入家庭進行調查時發現，所有父母最大的願望是讓孩子獲得優質教育。
隨着越來越多中國家庭從孩子幼兒階段就開始準備孩子的未來，家長和家長之間、孩子跟孩子之間的競爭可想而知。
今年是中國恢復高考制度30年。1966年，中國取消高校招生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
在回顧這段恢復高考歷程及中國高等教育演變之路的時候，不少專家學者也對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招計劃提出了反思。高等教育大衆化固然增加了學生進入大學的機會，使中國青年升上大學的比率，在1999年之後的短短三四年間，達到了約20%。但中國社會及中國的就業市場似乎還沒能適應與承受這急速增加的大學生數量。
這種現象更令一些有識之士擔心，在高等教育朝大衆化轉型的同時，已出現學校和學生都急於迎合市場的偏向，找工作似乎成了高等教育的唯一目標。
中國的教育正在改革，從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每一個學習階段都足以影響一代學生對個人、社會乃至世界的價值觀。
但整個教育階段如果只重個人競爭能力而忽略人文關懷，只重個人成功而忽略社會責任，家長或社會對孩子的教育投資再大，苗子壞了，樹將來也不能成蔭造福社會。
“生命中重大轉折點”
經過10年文革，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崔衛平還是中國東部一個小村莊裏的棉農兼拖拉機手。如今，51歲的崔衛平是中國電影學院的教授，她滿懷感觸地說：“高考是我生命中的重大轉折點。”
那一年，崔衛平從570萬考生中脫穎而出，成爲27萬考上大學的幸運兒中的一個。
今年將有創紀錄的1000萬學子參加全國高考，爭奪大約500多萬的大學錄取名額。
今年是恢復高考30週年。雖然越來越多的人批評高考鼓勵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給超負荷運轉的學生帶來太多壓力，但也有很多人支持高考，稱讚高考是改革開放時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
每年的高考是所有人屏息凝視的非常時期，它牽動着全國人民的心。不管是好是壞，“高考改變命運”確是不爭的事實。
對賴玉梅(音)這樣的學生來說，高考是她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最佳機會。她來自華南地區的一個山村，如今在久負盛名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醫學院求學。
22歲的賴玉梅父親早逝，留下母親獨自撫養她和弟弟。她說：“從那時候起，親戚朋友就告訴我，一定要刻苦學習，上大學是唯一的出路。”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著名教育學家楊東平發現，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機會只是城市孩子的三分之一，因爲中小學最好的老師都集中在城市。
楊東平說，經過十年文革的政治動盪和反知識分子思潮，恢復高考是社會重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表示：“恢復高考再次肯定了知識和教育的地位。”
楊東平指出，高考給大家平等求學的機會，從這一點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
應試條件今非昔比
內地恢復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入學考試踏入第30個年頭，今年的高考於今天開始。近日，各地當局及家長用盡各種方法對考生呵護備至，爲他們創造最好的條件應考，令上一代考生羨慕不已。在高考前夕，內地當局先後發出通知，要求有關部門確保考試順利進行。有民衆直言：高考當前，當局似乎比考生還要緊張。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敲定，高考期間出動600輛警用車輛，組成“高考服務車隊”。車隊除了負責道路交通秩序，讓考生準時到達考場外，有需要時更可接送遇上困難的考生趕赴考場。有關專用車還配備了考生用的鉛筆和橡皮等必備品，可謂體貼入微。
成都市還組織了500輛出租車，參與“考生大護送”活動，提供安全“一對一”服務，送考生到考場。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也特地成立了“高考安保工作指揮小組”，今日起出動200名警力，負責保障道路暢通的“護考”工作。
北京市方面，當局鑑於考生在備考時，容易因勞累而生病，北京紅十字會999急救中心、北京市120急救中心近日已進入特別待命狀態，學子一旦生病，立即送往醫治並提供健康輔導。
四川省遂寧市更有醫院開放“高壓氧艙”，讓考生一面吸入有助健康的純氧氣，一面專心溫習。
爲協助緩解考生備考時遇到的壓力和情緒等問題，各地均設立了“關愛考生”輔導熱線。
有曾經參加過高考的人士形容，他們當年的應試環境和今天的考生相比有天壤之別，例如，當時有人是白天在農場乾重活，晚上就着昏暗的燈光苦苦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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