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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
1951年在全國范圍大張旗鼓開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建國以後第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重大運動，堪稱『開國第一文化冤案』。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當年在批判武訓和陶行知的公案之內，還包含著另一樁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在批判《武訓傳》運動中，江青走上前臺
早在20世紀20年代，陶行知就是武訓艱苦辦學精神的崇拜者和宣傳者。抗戰時期在經濟條件極端惡劣的情況下，為了維持設在重慶的育纔學校，他又倡導新武訓精神，以期戰勝困難，堅持辦學。他曾有一個通過文藝向社會廣泛宣傳武訓精神的計劃，內容之一即是約請田漢和安娥夫婦分寫有關武訓的話劇和歌劇，請孫瑜負責武訓的電影。1946年7月，在反內戰運動高潮期間，他因勞累過度突患腦溢血逝世。為了實現他的遺願，孫瑜根據當年陶行知所贈有關武訓材料，寫成電影文學劇本，並為中國電影制片廠執導此片。1948年中影遷往臺灣，孫瑜於次年2月加入昆侖電影制片廠，並繼續執導拍攝為昆侖廠買下的《武訓傳》。
《武訓傳》於1950年底完成。在中南海試映時，一百多位中央委員觀看了這部影片。許多中央委員都稱贊影片拍得好。朱德熱烈地握著孫瑜的手說：『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義。』
風雲驟變。5天後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二期則發表楊耳《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直接把這場批判掛連陶行知身上。6天後，《人民日報》轉載經過修改後的楊文，並將題目用詰問句標示，顯得更具戰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顯著地位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社論還一一羅列了發表在京、津、滬等地十幾家報刊上四十餘篇贊揚武訓精神和《武訓傳》的文章，點名批評了1951年初出版的3本頌揚武訓的新書。
批判運動開始後，江青終於走到前臺。她用李進之名，率領一支由《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組成的有12名成員的『武訓歷史調查團』，直奔武訓家鄉山東堂邑進行調查，寫出了一篇長達數萬字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從當年7月23日到28日，分6次在《人民日報》全文刊出，為正在轟轟烈烈推行的批判運動添加了不可多得的發旺的燃料。
在運動中，一批聲名顯赫的上層民主人士相繼公開著文檢討，方始過關。文藝界一大批知名演員和導演更是在劫難逃，尤以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時與江青有過恩怨關系的趙丹等人首當其衝。《人民日報》特為主演武訓的趙丹發表專文：《趙丹與武訓》，足見一斑。教育部的機關刊物《人民教育》在一年多時間裡接連發表了十幾篇批判陶行知及其學生的文章。
江青的插手介入，與其20世紀30年代以來同陶行知及其學生的恩恩怨怨不無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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