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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一天，70多歲的老母親對我說：“人死了以後，一下子燒掉怪可惜的，還是捐獻遺體好，遺體可以解剖用作醫學研究，有些器官還可供移植救人。”她還動員我一起去辦理捐獻手續。我爲母親這種無私的品德深深感動，1986年，我們母子倆一起領了遺體捐獻證書，成了當時人數不多的捐獻遺體的志願者。1997年，83歲的母親靜靜地走了，復旦大學醫學院遺體接受站特意剪下她的一縷白髮，給我留作紀念。
母親捐獻遺體的願望實現後，我聽到了不少風言風語，居然有人問我：你把你母親的遺體賣了多少錢？在這種情況下，我含淚寫下了一封“我對母親的最後一次愛與孝”的信，寄給了《解放日報》，1998年1月10日《解放日報》刊登了我的信，並以《母子捐遺體，風波驟然起》爲題整版編髮了一期關於捐獻遺體的專題報道，意在破世俗偏見，樹文明新風。想不到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黃菊同志看了報道後，特地請來上海市衛生局局長劉俊、市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袁惠章和上海紅十字會第一登記接收站負責人徐祖德一起座談，表示支持把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的先行者的精神，支持登記接收站的工作。黃菊同志說，我1938年生於上海，匆匆已六十年，我志願身後無條件地捐獻給醫學科學事業，以儘自己最後一份力量。黃菊同志將捐獻申請登記表遞交給了接收站，1998年4月21日，市紅十字會會長謝麗娟同志將紀念證發給了黃菊同志。1998年5月8日我參加了本市召開“紀念世界紅十字日50週年暨捐獻遺體、骨髓志願者代表大會”，黃菊同志以一個志願者的身份發來賀信，向捐獻者表示崇高敬意，黃菊同志說：捐獻是件利國利民的好事，既倡導移風易俗，又行善造福，樹新風，同時也可以在生命歷程的最後一站爲醫學科學事業作出最後的貢獻。會上市紅十字會負責人謝麗娟介紹了黃菊同志樹文明新風身體力行，已辦妥了捐獻的有關手續。我因此受到很大的鼓舞，於是在家裏開設了一個諮詢捐獻遺體的熱線電話，在6年多時間裏爲800多人提供了無償諮詢服務，其中有500多人實現了志願登記的願望。來電諮詢中極大部分人被黃菊同志的精神而感動，他們說這是最崇高的境界，黃菊同志給市民帶了一個好頭，今後一定會有更多的志願者涌入到這一愛的暖流中去。
1999年上海電視臺拍攝了一部反映上海遺體捐獻事業的紀錄片《愛灑人間，永遠永遠》，黃菊同志在電視中接受了記者的採訪，其中他有一段動容的話：“我參加登記也是作爲一種對新風俗的支持，說了就要做到，這是表達我的心願。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復旦大學教授、知名歷史學家96歲的周谷城生前多次給我講到捐獻遺體，而且非常堅定，他的家屬――夫人、孩子也非常豁達，支持他的行動，人家民主黨派能做這件事，我們共產黨員難道不帶頭。”最後黃菊同志講：“我們支持、理解、尊重捐獻遺體這件好事，能讓更多人來參與這件事，我相信愛灑人間，永遠永遠。”我也參加了這部紀錄片的一部分拍攝，黃菊同志作爲一個領導幹部和一個共產黨員，爲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風亮節，讓我心中充滿敬意。如今黃菊同志因病去世，但他在生病期間，十分頑強地同病魔作鬥爭，他一邊治療，一邊帶病堅持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黃菊同志，你不會因離去而遙遠，我們永遠懷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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