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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中國在西部地區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40年前的6月17日，一架小型戰機在新疆羅布泊上空投下一個降落傘，當降落傘下降至距地面約3000米高度時，傘包爆炸，伴隨着巨大響聲，空中升騰起巨大的蘑菇雲。中國第一顆氫彈空投爆炸試驗成功。
中國有了氫彈的消息震驚世界！因爲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七年零三個月，前蘇聯用了四年零三個月，英國用了四年零七個月，而綜合國力尚屬落後的中國僅用了兩年零八個月。速度之快讓許多國家認爲這是個奇蹟。
奇蹟是如何產生的？40年後，幾位專家回首往事，講述了一些印在他們心裏的歷史片斷。
年輕團隊突破“氫彈理論”
早在1964年5月，毛澤東在聽取有關部門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時就曾明確指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但是氫彈的研製，在理論和製造技術上比原子彈更爲複雜。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各國對氫彈的技術嚴加保密。原核工業部辦公廳主任李鷹翔看到過，美國曾有一個記者在一個科普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到了氫彈的問題，結果那個記者受到美國當局的審查，認爲他泄露了氫彈的祕密。實際上文章引用的資料全部來自公開出版物。
一位專家曾說，不能否認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曾借鑑了前蘇聯的一些東西，但是氫彈的研製則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從頭摸索。
摸索從哪裏開始？當時的科研人員只清楚氫彈的基本概念。知道原子彈是通過原子裂變反應產生能量，而氫彈則是通過原子聚變反應產生能量。知道氫彈的當量比原子彈要大幾十倍、上百倍。至於怎麼造氫彈，最核心問題是什麼，那就誰也不知道了。
李鷹翔回憶，年輕的科研團隊很快投入了工作，先後設計了幾十種方案，一個又一個的方案常常是剛提出來又被否定了，所以一段時間內曾陷入了“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境地。技術上的腦力探索，非常艱苦。當時被稱爲“中國國產專家一號”的于敏院士，從30多歲就開始“隱姓埋名”，參與氫彈原理的研究。計算繁複是氫彈研究緩慢的主因之一。上世紀60年代初，國內僅在上海有一臺每秒運算達萬次的計算機，但絕大多數時間都要用於當時正緊鼓密鑼進行的原子彈測試。于敏經常和同事人手一把計算尺，日夜計算。
有一次，他們看到一個國外的參數，認爲這個參數非常重要，但又懷疑這個數字怎麼出來的，因此需要通過試驗來驗證。于敏爲這件事情想了好幾天，有天晚上睡到半夜，他突然夢中驚醒過來，抓着夫人的手大聲喊道“有了，有了，我清楚了，我清楚了！”弄得睡夢中的夫人莫名其妙。長時間的艱苦思索和計算，使于敏在夢中突然來了靈感，獲得了突破。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是“兩彈一星”的精神，其中的艱苦是腦力勞動和生活條件的疊加。李鷹翔說，1965年，氫彈研製方案有了進展，於是幾十名科研人員要從北京到上海上計算機進行計算。那時條件有限，上海那邊沒有被子，幾十個人出門都是自己帶着鋪蓋卷。
當時計算機要用計算帶打出結果，非常繁瑣，而且計算帶都是一摞一摞的，要用麻袋裝。科研人員大量的時間用來小心查看每一條紙帶，因爲每一個計算機打的眼，都不能破裂，如果破裂就可能導致丟失正確的數據。
在這種條件下，從1965年9月起，經過100來天的計算，一個有關能量的關鍵點有了突破。這個問題突破以後，整個氫彈的研製就像是打開了擁堵的瓶頸，一下子駛入了快車道。當時在北京的鄧稼先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馬上趕到上海，並請大家吃飯。雖然只是一碗陽春麪，但大家還是非常高興。
有一項統計數據顯示：當時鄧稼先，34歲；朱光亞，34歲；周光召，32歲；歐陽予，31歲……這些後來成爲中國核工業棟樑的功臣，當初投身核工業時都不過30歲出頭。中國開始從事核工業的10萬人中，25歲以下的年輕人佔了68%，26~35歲佔了25.5%，兩者之和則超過90%。
“金銀灘”上的青春奮戰
曾有一名法國專家問錢三強：中國爲什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進行氫彈爆炸試驗？錢三強的回答是“材料準備得早，理論準備得早。”
還在原子彈和氫彈理論準備的同時，遠在青海金銀灘草原，一個名爲221的基地已經開始建設。
221基地是我國第一個核武器工廠。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都是從221基地研製組裝後運往西部試驗場的。
今年已經70歲的王菁珩曾任221廠的廠長。他見證了當年奔赴高原爲我國兩彈研製貢獻青春的一批年輕人的付出和奮鬥。
王菁珩1960年從一所名牌大學畢業後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前方在哪兒？在西寧。叫什麼單位？青海省第五建築工程公司。因爲是搞國防，王菁珩知道這是個掩護代號。
1961年1月，王菁珩與4名同學從北京出發到蘭州。當時從蘭州到西寧的火車，還沒有正式通車。他們只能坐以悶罐車爲主的“混合列車”，晚上4人擠坐在悶罐車的角落裏面，伸手不見五指，就連列車門也關不上。西北的冬夜寒風刺骨，當時他們中3人僅穿一件小棉襖。一名同學脫下唯一的一件棉大衣，4人圍坐着蓋起來，但還是被凍得手腳麻木。列車運行了近10個小時後終於到了西寧站，可是從西寧到基地還是沒有交通工具。快過年了，4人在西寧呆了一個星期，終於等到一輛向基地送日用品的貨車。他們穿戴上當時發給的四大件：狗皮帽子、棉大衣、大頭鞋，還有羊毛氈子，之後坐在卡車的鹹菜罈子上面，頂着刺骨的寒風，輾轉到了基地。
“頭頂青天，腳踏草原，戰勝了飢餓，保存了隊伍。”王菁珩說，用這幾句話形容當時的情況非常貼切。當時221基地已經有幾萬人，這個隊伍能不能度過生存關，是涉及到原子彈能不能夠按期研製出來的問題，否則會半途而廢。所以技術人員第一年和工人一起參加勞動，一起建設廠房。
住在窯洞裏，吃青稞粉、穀子面，一個月兩錢油，幾乎沒有任何副食品，能吃到的就是白菜湯。吃不飽就去挖野菜。“我覺得通過這樣的鍛鍊，受到了磨鍊，站穩了腳跟。”王菁珩說，那時雖然艱苦，但是人們的精神狀態很好，樂觀向上，覺得我們的事業是有前途的，只要我們戰勝了困難，我們的事業就一定會成功。
當時的保密要求很嚴，基地還有一個名字叫青海省礦區辦事處。高原上除缺氧以外，紫外線特別強，有些人曬的很黑，但是從事的事業又不能跟家裏講。曾有同志回家後，孩子問：“爸爸，你在礦區工作，是不是挖煤炭的？”爸爸只能回答說：“是啊”。
“礦區”的科研隊伍裏，有一批科學家，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朱光亞、陳能寬……王淦昌在基地一呆就是十多年。
1963年王菁珩分到了221廠的核材料車間，一直從事原子彈、氫彈原料最後的精加工、成型和組裝的工作。
“技術民主”催生研製速度
“技術民主”是當年參與氫彈研製的專家常提到的一句話。
李鷹翔說：“現在一些院士有時候一講到這個事情，還是很興奮。爲什麼？他們當中有老一輩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輕一些的，如朱光亞、鄧稼先等，這些專家都已經有很深的科學造詣，但是誰也沒有見過氫彈，誰也沒有研究過氫彈，氫彈對於他們來說是未知世界，這個未知世界怎麼去探索？他們心裏也是沒底的。所以，‘技術民主''、走羣衆路線這個辦法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李鷹翔仍記得當時的場景：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學家，有剛畢業的年輕大學生，有中層技術骨幹，大家平等地進行討論，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在這種大討論當中，年輕人可以充分發揮智慧的想象，引發好多科學思想的火花，一些是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新的設計思想，包括氫彈的原理都是在這種討論中取得突破的。
“這種充分的技術民主使人們的心情非常舒暢，而且把大夥兒的智慧都凝聚起來了，把大夥兒的創造性、積極性也都調動起來了。”王菁珩說。
李鷹翔說，40年後重新回憶氫彈成功，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在高新技術領域，我們的領導、我們的科研人員要有當年那樣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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