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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各種矛盾的反映，解決藥品價格問題不能簡單地就價格論價格，需要從體制、機制上尋找根本的解決之策，單靠降低藥品價格是遠遠不夠的。
23次降價百姓仍說藥價高
記者：1997年以來藥價總共降了23次，每次平均大概降了15%至20%。一部分藥品最高降幅達到60%左右。但是爲什麼有很多百姓還是感覺看病難、看病貴？
劉振秋：我們和大家有同樣的感受。我分析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就是羣衆負擔的藥品費用沒有因爲價格降低相應下降。藥費是由用藥數量、用藥結構和藥品價格三方面因素構成的。所以藥品價格下降的同時醫藥費用卻在上升。這裏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一方面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創新藥品大量應用於臨牀，這種藥品結構的更新換代拉動了藥品費用的上升。
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臨牀用藥不合理。比如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大處方、開貴重藥、濫用藥等，這些都是現在以藥養醫的體制下引發的不合理行爲。
還有一個原因，大家感到藥費負擔比較重，就是個人負擔比例比較大，主要是目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不完善，很多羣衆沒有醫療保險，看病、吃藥靠自費。因此，要研究健全醫療保障體系，通過社會共濟、風險共擔來解決羣衆個人醫藥費用負擔過重的問題。
記者：除了20多次降價，劉司長能否介紹一下目前的藥品價格政策具體還有哪些內容？國家發展改革委近幾年在降低藥品價格方面採取了哪些具體措施？
劉振秋：目前藥品價格主要實行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管理方式。具體講就是政府管理價格的藥品分爲兩類，一類是列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藥品目錄的藥品，大約有2100種，主要實行的是政府指導價。另一類是少數壟斷性的、特殊性的藥品，如麻醉藥品、一類精神藥品、計劃免疫藥品等，實行政府定價。目前市場銷售的藥品數量大約1.2萬種，在這當中由政府實行政府指導價或政府定價的品種大約有2400種，約佔整個銷售數量的20%左右。
目前政府定價要經過成本價格調查、專家評審論證、聽取各方意見、集體審議決策等科學嚴格的程序。
藥品註冊審批制度還不完善
記者：一方面是百姓說看病貴，另一方面是製藥企業利潤卻連年下滑。出現這種局面的根源是什麼？
劉振秋：我覺得問題的根源還在於體制和機制不合理。從體制上講，現在是醫院壟斷了兩個方面，對生產經營企業而言，它作爲購買者是壟斷的；對於消費者而言，它作爲銷售方也是壟斷的。在以藥養醫的機制下，就會壓低生產企業的供應價格，同時又沒有主動降低零售價格的內在動力。第二方面就是現在藥廠的重複建設相當嚴重。現在的藥品生產企業大概有5000多家，經營企業近萬家，企業規模偏小。所有這些企業加在一起銷售額可能不及美國的一家大型企業。在醫院壟斷的情況下，藥品降價但醫院收入並沒有減少，而生產企業則受到了很大的擠壓，利潤出現下降。
記者：許多藥品降價後不久就消失了，還有一些老藥品僅僅改變包裝，便搖身變成國家新藥，漲價後進入流通領域。國家發改委有什麼治理“變臉”藥漲價的措施？
劉振秋：“變臉”藥確實存在。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在以藥養醫的機制下，藥品價格越高越好賣，這樣就會有企業千方百計地逃避價格管制，儘可能把藥品價格擡高，以求更多的價格空間用於回扣。第二就是現在藥品註冊審批制度還不完善，市場準入標準比較低，企業能夠比較輕易地以所謂的新藥申請上市。對此我們在價格方面也及時採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藥品差比價規則》，對成分相同的同種藥品，在改變劑型、規格、包裝後都必須按照規定的比價差價執行。
另據瞭解，有關部門也在積極採取措施整頓藥品審批註冊的秩序，相信在有關部門齊抓共管下，“變臉”藥的問題會很快得到解決。
藥價每兩年調整一次
記者：今後的政府定價是否會按程序進行？降價的幅度是否可預期？下一次調價有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劉振秋：政府定價實際上是嚴格按照程序進行的。藥品定價程序首先是進行成本價格調查，再由專家評審論證，然後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最後還要集體審議。其次，爲了對政府工作人員在行爲方式上有所約束，我們專門制定了一個《醫藥價格工作守則》進一步規範定價行爲。至於降價是不是可預期以及有沒有具體的降價時間表，原則上，以後每兩年要調整一次。
記者：政府在藥品監管上下一步會有什麼改革措施？
劉振秋：治理整頓藥品價格秩序一直是發改委價格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
下一步，我們將進一步改進藥品定價辦法，完善相關政策，不斷提高政府定價的科學性與透明度。一是進一步合理調整政府定價範圍；二是加強藥品成本和國內外市場價格的監測；三是不斷改進政府定價方法，健全專家評審制度；同時，採取措施加強對企業自主定價藥品價格的監管。
需要強調的是，價格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各種矛盾的反映，解決藥品價格問題不能簡單地就價格論價格，需要從體制、機制上尋找根本的解決之策，單靠降低藥品價格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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