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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的《瞭望》新聞週刊撰文剖析追捕外逃貪官的問題。有關專家指出，在追逃賴昌星、高山等外逃犯罪案件上，中國在打擊外逃犯罪嫌疑人時，出現了三個因不熟悉國外司法體系而引起誤會，造成被動的現象。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黃風指出，這三個現象是：
一是對外表態的主體太多，有很大隨意性。比如關於賴昌星是否適用死刑的問題，至少有4個部門在不同場合進行表態。而按照加拿大法律規定，只有檢察官有資格對此進行表態。如果中國表態的角色不合適，實際效果上會造成對方的不信任感。
二是過多依賴國際刑警組織。現在中國通常做法是發現犯罪嫌疑人外逃，立即啓動紅色通緝令，發往國際刑警組織，把很大精力放在期待協助上。實際上，國際刑警組織是非官方組織，在一些國家，警察的權力十分有限，因此與犯罪嫌疑人逃往國的司法部門合作纔是最有效的辦法。
三是證據意識比較薄弱。引渡犯罪嫌疑人，中方有義務提供詳實的證據，而且證據的取得必須嚴密。但現在相關部門不太注意證據蒐集，草率提供證據，而一些與中國開展合作的國家十分強調證據的正當性、嚴密性，這一反差對中方追逃貪官十分不利。有些犯罪嫌疑人就是因爲中國有關部門不當提供證據，引起對方對中方的不信任而中斷遣返工作。
除上述具體做法的不足外，中國的國際司法協作平臺也還沒有完全到位。具體也有三個方面的表現：
現有條約框架覆蓋面不廣。比如引渡條約，與中國締結引渡條約的27個國家中大部分屬於周邊國家，中國與貪官外逃較爲集中的美國、加拿大還處在開展談判階段，有待於更大的工作力度和開展更廣泛的談判。
對已經加入的條約、公約，協作機制方面的運用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比如2005年年底在中國正式生效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還需要相關部門熟悉程序，加大協調力度，建立聯合追逃機制。同時，公約的利用也要有針對性研究。比如中國與美國間沒有引渡條約，但可以利用反腐敗公約，而在加拿大就不行。
此外，對國外法律的掌握和利用還不夠嫺熟。當前一些職能部門，對美國、加拿大和歐盟的法律研究不多，在不瞭解對方法律的情況下，難以開展類似引渡外逃貪官的司法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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