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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真是一個悲劇性的民族，一個不斷被噩夢纏繞的民族。如果說，在奧斯曼帝國崩潰、英國託管治理結束後，巴勒斯坦人未能自決前途並與以色列人同時立國，遭遇了歷史性的悲劇，那麼，今天，他們正經歷着比歷史悲劇更慘痛的噩夢。
這場噩夢的標誌是：兩條路線、兩種理念和兩種抗爭方式的直接碰撞，導致巴勒斯坦人首次面臨兩個政治實體、兩支武裝的對抗和兩塊故土的心理鴻溝：哈馬斯控制整個加沙地帶，驅逐曾經主導巴民族獨立運動近半個世紀的法塔赫，拒絕接受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的號令，繼續以合法政權自居；法塔赫退守約旦河西岸，奪取哈馬斯機構，身兼法塔赫主席的阿巴斯任命臨時政府並宣佈哈馬斯武裝爲非法……
350萬人口，一共6000多平方公里半獨立半淪陷的土地，在哈馬斯和法塔赫兩面旗幟下陷入“分治”狀態。應該說，過去漫長的痛苦歲月裏，雖然加沙地帶與約旦河隔以色列遙遙相望，巴勒斯坦人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乃至情感和追求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是，今天，由於哈馬斯與法塔赫割據對立，人們第一次開始談論起加沙與約旦河西岸分裂甚至各自立國的前景。雖然這僅僅是一種推測與懷疑，但是，巴民族獨立運動的內耗從來沒有造成如此慘痛的裂口。
毫無疑問，這是巴民族獨立運動產生以來所遭遇的最嚴重危機。回望歷史，即使是巴武裝力量被擊潰、被驅散的艱難歲月，巴勒斯坦人也沒有這樣絕望過，因爲那時還有巴解組織這個整合多種力量的統一旗幟，還有阿拉法特這位一言九鼎的民族代言人。即使在巴以重新陷入暴力循環的近幾年，巴勒斯坦人也沒有這樣痛苦過，因爲他們尚能求同存異，槍口對外。但是，短短几個月，悲劇降臨，噩夢籠罩，巴勒斯坦人吞噬了他們未曾預料的苦果。
反思巴勒斯坦人的悲劇與噩夢，人們會發現，外因固然存在，但是，一系列內患纔是釀成這一苦果的關鍵所在。
領導核心體系的斷代與缺失，是無法迴避的因素之一。特殊的歷史原因形成阿拉法特擎天柱式的核心地位和作用：戰，靠他機變決定，和，靠他果斷拍板，巴勒斯坦的命運全部繫於一身，使其後繼乏人，民族羣龍無首。倘若接替阿拉法特的是一個集體領導班子或強勢領袖，情況或許大不一樣。
巴解組織名存實亡，是另一致命硬傷。作爲獨立運動統一戰線的巴解組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團結了巴主要世俗派別，也體現了多數民衆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巴以再次爆發大規模衝突後，人陣和民陣等支柱力量受到重創，使法塔赫一黨獨大，並實際取代巴解，代表性差強人意。
法塔赫統轄自治政府期間，和談缺乏進展，行政效率低下，腐敗現象叢生，經濟日益凋敝，民心逐步喪失，以致在大選中遭受敗績，將政權拱手讓給哈馬斯。
哈馬斯雖然一時得勢，卻誤判形勢，錯把民衆所寄託的“突圍”希望當作推行固有強硬政治理念的籌碼，不願調整戰略，不願順應國際大勢，不願面對現實，繼續以拳頭和流血驅動暴力循環圈，使巴以和平繼續南轅北轍，民衆更加苦不堪言。
以往的實踐表明：巴各派和則共贏，鬥則俱敗，且親痛仇快。哈馬斯和法塔赫雖然各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但都不具備獨立執政能力。如今，哈馬斯控制加沙，國際社會則普遍支持主和的阿巴斯及其領導的法塔赫，倘若哈馬斯領導堅持己見，勢必更加孤立，而“孤島”加沙地帶的百萬民衆將面臨空前嚴重的人道危機，後果不堪設想。
很顯然，爲今之計，哈馬斯與法塔赫結束對峙，通過對話實現和解，並形成以阿巴斯爲核心的民族團結政府，實現政令、軍令和法令統一，制訂兩黨認同的內政外交政策，纔是擺脫危機、結束民族悲劇與噩夢的最佳選擇。(文/馬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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