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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去來兮！”陶淵明站在潯陽江頭歌唱。我在香江邊徘徊，分明感受到了，“回去吧！回去吧！”香江也在深情地歌唱。十年間，她袒露着香港人的情懷，迴應出香港人的心聲。
來的正是時候。我住在駐港部隊基地，感受到了大慶前的歡騰。基地一派繁忙，不便過多地打擾人家。自己逛，自己看，逛得很開心，看得更真切。
香江給了我新的印象——迴歸大慶，既有政府的盛典，更有民衆的歡慶。強烈的社會氣氛，濃郁的民間氣氛，多彩的文化氣氛，張揚着民衆的歡暢。對於香港人，迴歸節日，如同內地人過國慶節，社會色彩漸濃，民間色彩盡顯，民意表達更爲舒張。
香江又讓我獲得了新的感悟——十年前是政權迴歸，十年來是人心迴歸。人心迴歸不是政權迴歸的必然，卻是政權迴歸的最好結果。政權迴歸要用人心迴歸作檢測，人心迴歸纔是真正的迴歸。什麼叫順應歷史潮流？順應人心、順應民意便是。
不是嗎？十年雨露的滋潤，十年心血的澆灌，也包括十年風浪的顛簸，十年雷霆的激盪，香港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國家的厚愛、強盛、穩固，從內心深處對國家有了認同。像一位遠離故土的遊子，從小浪跡天涯，返回到記憶朦朧的故鄉，怎麼能不感慨萬端。像一艘孤獨的航船，在漫漫長夜與狂風巨浪搏擊，終於迎着曙光駛進了平靜的港灣，怎麼能不覺得溫馨。迴歸十年，是香港民衆找回歸屬感的十年。
十年找回歸屬感，是不是太長了？不長。實踐是識別事物的必要步驟，時間是這種識別不可跳躍的過程。香港人離開祖國畢竟太久了，一百年，一百五十年，好幾代人啊。這不可能不使許多人對國家產生陌生感。國家也曾多災多難。新中國成立後，仍然走過彎路。不少香港人是在內地“受傷”後，逃避到香港去的，回首往事，對迴歸有了某種畏懼感，會有什麼奇怪。只是迴歸十年來，陌生感消除了嗎？畏懼感融化了嗎？我站在羅湖橋頭，看着深圳河兩岸的民衆，涌進涌出，自由自在，歡聲笑語，便覺得這是最好的答案。
我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一曲動人的“歸去來兮”。
巧了，他也姓陶，是不是陶老夫子的遺脈，不得而知。上個世紀40年代末，這位激進的大學生，拒絕了家人的安排，沒有去臺灣，隻身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很快，50年代的那場政治風暴襲來，他如同一顆微小的沙粒，被揚棄到冀東的荒海灘上。後來，他逃到了香港。迴歸前，事業卓有成就，畏懼感卻越來越重。他把資產轉出了香港，待到1997年來臨，領着全家飛走了。
香港迴歸後，他回來觀察風向，特意盯着駐港部隊的軍營，看到的是文明之師，禮貌之師，一切充滿了和諧。他懊悔了，又將資產轉回香港。進入21世紀，他領着兒子到北京投資。年近80歲的陶老先生，決心葉落歸根，暮年定居北京。他感嘆地說：“和諧社會，和諧北京，讓我真正找到了迴歸感。”
青年時代留在北平，是出於理念的激進。老年時代回到北京，則是現實的感召。人生畫了一個大圈，終於又回到了起點。
迴歸前，香港人產生某種程度的畏懼心態，完全可以理解。那時候，香港“沉沒”像陰影籠罩在一些人的心頭。我們還記得，英國有高人斷言：“離開英國的管治，香港就要垮臺。”我們還看到，聲威赫赫的美國《財富》雜誌，做了一期聳人聽聞的封面新聞——《香港已死》。若是應了他們的預言，香港人怎能不早做準備呢？對香港前途缺乏信心，造成了迴歸前的人心動盪。
十年間，人心復歸，則是面對現實的必然結果。不管是疑惑還是偏見，只要面對現實不閉上眼睛，就能把一切看得明明白白。還是香港人對自己的安定生活說得幽默，“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
再到沙頭角，再見“中英街”，變化讓人感嘆。過去，一貧一富，相差懸殊。那時候，我曾在心底想，這裏是社會的斷裂層，形成了“瀑布”景觀。如今，兩端趨於等勢，“瀑布”景觀不復存在。昔日內地人到深圳，必然要來“中英街”，爭着購買“瀑布”涌下的洋貨。今時再來尋找它的人很少了。那樣的洋貨，內地會製造了，甚至更多更好。“中英街”有點冷落。它的變遷表明，內地也在飛快地發展。沒有內地30年的鉅變，又哪有香港美好的今天。
進步與發展是人類的主題。香港高速發展，對內地也有很大的牽引作用。現代文明的先導城市，與國際接軌的典範城市……諸多方面，香港具有強勢。內地深化改革，應不應該照照這面鏡子？
一曲“歸去來兮”，香港人唱了十年，唱得很響亮，有韻味。香港人說得實在，這是他們用腳投票。迴歸前，走出去的多。迴歸後，人心思定，人心思歸，走進來的多。也就是說，不是移民離港的票數高，而是回頭返港的票數高。不少香港人經歷了“冷—暖—熱”的心理歷程。用腳投票，完全是民間的，自願的，代表民意所向，展示民心所歸。
“回去吧！回去吧！”香江的歌唱，是香港人心聲的迴響。這塊以種植莞香、出產沉香而得名的熱土，永遠飄散人世間的芬芳。情感迴歸，人心迴歸，是這塊熱土散發出的更爲誘人的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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