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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回歸：廉政公署支持率逐年昇高
記者：回歸那天的情景，你還記得嗎？
羅范椒芬：回歸之前，我擔任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所以對回歸有種特殊的感情。如果你問我十年來最難忘的時候，我一定會說是1997年6月30日晚上到7月1日交接的時候。當零點時昇起國旗和區旗時，那真是這幾十年來最激動的時刻。
記者：回歸前，有很多人擔心香港貪污會變得嚴重。那麼事實是怎樣的呢？
羅范椒芬：1997年，著名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公布的『清廉指數』中，香港在全世界52個地區中排名第18位，2006年，『清廉指數』包括163地區，香港排行15。在亞洲地區，香港位列第二，排在新加坡之後。
有幾個數字我必須強調，10年前，私人企業和政府、公營機構的貪污案件大概各佔一半。但是2006年數據顯示，關於私人企業貪污的投訴佔到了61%，投訴政府的大約佔33%，投訴公營機構比如電信公司的大約7%。
1974年，香港警務人員的貪污是非常嚴重的。警務人員的貪污案件當時佔總貪污案件的40%左右，而現在只佔到8%。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可以看到，政府公務員貪污的情況是越來越少了。
記者：廉政公署的工作在這十年中有沒有發生變化？
羅范椒芬：廉政公署是香港人的驕傲。廉政公署完全獨立於政府之外，我是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
回歸十年來，香港市民對廉政公署的支持率正逐年昇高。2006年，我們得到了99%的市民支持。還有許多數據也創歷史最高，80%的市民表示願意舉報貪污，80%的市民認為廉政公署是不偏不倚的。2006年，市民舉報中73%是署名舉報。而1997年，這個數字是68%。由此可見，在回歸十周年的時候，我們也可以交上一份讓人高興的成績表。(笑)
記者：回歸十年，你記憶中最悲傷的一件事是什麼？
羅范椒芬：非典，可以說是一場噩夢。當時我還在教育部門，如果學校發生情況的話，我們都很擔懮，要考慮什麼時候該停課。如果停課，就會影響到學生，會引起恐慌。那時又有惶恐，又有壓力。但也有驕傲的時候，香港人可以團結起來。也有傷痛的時候，看到太多家庭因為非典被拆散。
回憶起來，心情很復雜。十年時間，香港經歷了很多，金融風暴、非典、『一國兩制』、教育改革爭議……香港在這麼小的地方、這麼短的時間內經歷這麼多，今天又可以這樣穩定地、繁榮地發展。我想香港人有一種拼搏的精神，越歷練越強壯。
記者：你自己的十年又是怎麼過來呢？
羅范椒芬：這十年，我自己的變化很大。回歸前，我還是『三位一體』政體下的官員，回歸後，我在運輸部門工作，近8年一直埋頭進行教育改革。
教改是史無前例的改革。和面對非典一樣，我們也沒有經驗，都是一路摸索，『摸著石頭過河』。所以，我們也加強和外界的交流和溝通。本地、內地、海外的專家都參與進來。這種經歷都很珍貴。對我個人而言，做公務員這麼多年，規模這麼大、影響如此廣泛的改革，我都沒有做過。中間有風波，但我覺得整體來講，進步還是很大。《易經》裡講陰陽，事物有利有弊。任何事都有得有失。
關於兩地：內地很難復制香港反貪模式
眼下內地『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在即，標志著打擊腐敗『從源頭治理』的落實，中國內地的反貪工作也在積極推進之中。而回歸後的香港ICAC，就如一面越來越清晰的鏡子，除了提供典范以外，又是否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記者：回歸初期，相繼有來港上市的國企和民企爆出貪污丑聞，上海地產的毛玉萍成階下囚，中銀(香港)前總裁劉金寶在內地更被判死刑。這些事件會不會影響到香港的廉潔環境？
羅范椒芬：回歸初期，兩地公司的行為方式很不同。我們處理的案件大多都是1999年、2000年、2002年遺留下來的，是那時來港上市的公司『犯』下的。
目前這個領域大家正在增加關注，在這些方面也逐漸與國際接軌。近年來，類似的案件已經減少了。對於內地來港上市的公司，我們一樣會密切接觸。此外，我們還和內地證監局積極合作，向北京、上海等地上市公司介紹經驗。過去3年，廉署曾為逾130間內地來港上市公司安排防貪講座，接觸超過6000名員工。
記者：回歸以後，兩地經濟交往增多，跨境犯罪是否也增多了？
羅范椒芬：關於跨境，要有一個准確的定義。如果香港人在內地犯法，那就可以當作內地的貪污案件，我們沒有跨境的管轄權。但公務員就不同了。如果香港公務員在內地觸犯香港的反貪污法例，我們都可以在香港控告他。
現在也有一些中小企業向我們反映，他們在內地做生意，經常需要給一些額外的開支做『人情費』，以使事情更快捷地被解決。這些是不是貪污我們也很難斷定。
我希望香港的生意人不要在內地知法犯法，也希望兩地政府加強溝通，避免貪污發生，不要讓這些商人無所適從。
記者：粵港經濟交往頻繁，在反貪方面，有沒有什麼合作？
羅范椒芬：現在，我們和內地的合作已經很密切。從1997年到2006年，內地檢察機關來港400多次，會見證人約700人，我們到內地240多次，會見證人330多人。年初時，我曾到北京等地，高檢和廣東省檢察院對這種合作都很支持，廣東方面也有人來香港交流，和我們一起制定了一個框架，希望今年能制定一份新的兩地防貪資料冊給跨境商人參考。
記者：在和內地的合作中，你覺得兩地在反貪認識和做法上有哪些不同？
羅范椒芬：我接觸的官員都是比較高層的。從反貪方面講，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如果說有什麼不同，我覺得兩地在法規上有點不一樣。內地往往會規定一條標准線，比如多少錢以下就不做處理。但香港不同，我們是『零容忍』。比如貪污，哪怕貪再少的錢，都是錯的。去年，香港城市大學一名內地博士生用一萬元買試卷，被判監禁6個月。犯了事，我們要懲罰，要讓她知道犯了錯，但事後我們還是很寬容的，不會因為她有案底，就遣返她。城大還安排那個學生繼續回學校讀書，同學們也都很接受她，學校很照顧。她不了解香港法律，但知錯能改就好。
記者：你覺得內地有沒有可能復制香港的反貪模式？
羅范椒芬：大家的理念是相同的，都講源頭治理。但是在結構上，我認為很難完全復制。香港有香港的政治制度，權力不集中，如果要收買就要收買整個部門纔可以，這樣成本太高，降低了行賄的可能性。
記者：關於反貪，我們常說『高薪養廉』，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羅范椒芬：我認為，高薪未必養廉，但是薪酬一定要讓人有一個一般的小康生活，要過得去。這只是前提。關鍵還是要在制度上做到透明、公平、權力分散，讓人不敢貪、不能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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