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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2日，泰國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隨之潘多拉之盒被打開了，一場遍及亞洲的金融風暴席捲而來，危機蔓延的速度令人瞠目，直到1999年才逐漸平息。十年過去了，雖然許多重大事件都逐漸湮滅在歷史長河裏，但亞洲金融危機卻始終是刻在亞洲人心中的一道傷痕。從危機中走出的亞洲國家，也在痛定思痛，努力通過改革來消除下一次危機的可能性。
雖然由於特殊的經濟金融體制，中國並沒有陷於危機的痛苦，但同樣遭受了較大的外部衝擊。同時，在受影響較大的國家身上，通過對危機動因的觀察，我們也找到了很多自身的影子。問題是：現在我們能否真正吸取教訓，避免一次真正的金融危機？
隨着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與資本市場的不斷開放，這成爲我們所面臨最大的外部不確定因素。從國內來看，在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反思中，仍然有幾個重要問題沒有清楚瞭解，或許纔是威脅金融安全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首先，面對日趨複雜的現代金融市場，怎樣才能穩定市場預期與信心？金融市場魅力的本源在於風險，隨着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風險波動的不確定性更大。金融市場穩定，除了要有良好的監管、健全的市場基礎設施、成熟的金融技術之外，還要有相對穩定的市場預期，並且不破壞微觀主體的信心。因爲，市場預期的變化會對資金流動產生重大影響，如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損最大的五國，1996年私人資本淨流入爲729億美元，1997年淨流出爲110億美元，造成的後果不言而喻。應該說，直到1997年擴大內需開始，中國政府才嘗試現代意義的宏觀政策調控，政策制定與實施還缺乏藝術。無論是先前貨幣政策刻意追求“出乎意料”，還是最近印花稅調整中前後傳遞信息矛盾的無心之失，都會嚴重損害市場預期的穩定，最終結果是破壞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
筆者認爲，金融活動本質上是建立在人們對未來的樂觀態度基礎上，信心則是維繫金融市場運行的無形基礎，一旦非理性預期積累到使人們喪失參與金融遊戲的信心，則市場崩潰和危機蔓延會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從此意義上講，成熟的政府監管，在於維繫政策模式的特定姿態和可預期性，以此使人們能夠明白市場遊戲規則，從而理性應對各類金融事件的衝擊。
其次，隨着金融創新的加速，我們對伴隨的風險是否胸有成竹？從去年開始，金融產品創新的步伐在我國逐漸加快。無論是公衆熱議的股指期貨，還是ABS、MBS和人民幣期權期貨，都是發揮相對落後的金融資源效率所必需的。從近年來國外CDO產品的發展來看，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各類新型金融工具的誕生，本來是爲了管理特定風險，然而複雜金融技術的出現，卻同時帶來了令人難以理解的風險收益結構，產生了更多難以控制的風險。
迄今爲止，國內推進金融產品創新的動力，一直是爲了應對傳統意義的風險。如人民幣衍生品多是爲了應對匯率、利率風險，股指期貨爲了應對缺乏做空機制的股市風險。然而，一旦這些產品推出之後，我們所面臨的另一層面風險，就是如何使這些金融工具能發揮風險管理效率，而不被濫用。關於美國橙縣和巴林銀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失敗的例子我們已非常熟悉，但回到我們尚不成熟的金融體系中，如果出現類似事件，危機被放大的可能性更高。對此，無論是監管模式的適應性改革，還是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儘快進入角色，都是將來避免金融風險累積的必要條件。
再者，對於國際“熱錢”的衝擊，如何從國家金融安全的高度予以應對？對亞洲金融危機，最得到公認的就是把國際遊資作爲罪魁禍首。目前，我們面臨的是極度不穩定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以及全球流動性過剩背景下短期資本的聚集。隨着全球金融市場的不斷融合，由於新興經濟體的投資收益率相對較高，包括對衝基金在內的各類機構都有進入獲利的強烈衝動。有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以及各國資本市場的不斷開放，投機性遊資必然對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的內在不穩定性推波助瀾。
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是不斷提高的，因此未來被衝擊的可能性也在逐漸增大。今年2月27日全球股市大跌從中國A股市場開始，正如索羅斯所言，“日本長期零利率催生的大量日元套利交易”竟成了A股暴跌的罪魁。在我們習慣於對這些資本神話隔岸觀火的時候，可怕的海外對衝基金卻不知不覺的來到身邊。在5月30日股市暴跌之前，也有對外資機構集體唱空的質疑。雖然筆者並不認爲背後有某種陰謀，但這說明了問題在於政府監管的缺陷，導致外資基於獲利目的能夠對資本市場穩定產生衝擊。任何資本都有獲利要求，這不是道德問題，關鍵在於政府要基於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開始有所防範，才能避免海外投機資本在將來更加恣意，而損害國內金融市場穩定。
最後，能否建立起社會利益均衡機制，防止政治風險的共同衝擊？穆迪公司近期發表了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的報告，指出人們仍未弄清楚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對政治風險的認識不足。脆弱的金融體系，加上潛在的政治危機，往往會給一國帶來噩夢般的境遇。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影響較大的泰國、印尼，其政治風險對危機的助推作用不容忽視。而遭受影響較小的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政治穩定則爲其抵禦衝擊提供了定心丸。
當前，國內總體社會形勢穩定，但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也已引起各界廣泛關注。在持續20多年的改革後，富裕階層已經在中國社會中初步形成，但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卻在惡化。這種情況不根本改變，會使廣大利益受損人羣對改革過程中的政府誠信度產生懷疑，將可能抵制市場化進程，甚至引起社會動盪。假如真的有金融危機爆發，政治社會穩定應成爲避免經濟崩潰的最後堡壘。目前困擾我們的，一方面是國內還缺乏社會利益均衡機制，無法實現利益的協調和補償，因此容易積累矛盾。另一方面，政府政策迫切需要向“民生導向”進行轉型。傳統的效率優先的政策目標已經不適應形勢的要求，只有全面轉向民生型政策，建立就業優先、中低階層福利優先等政策目標，才能充分表達現代政府應有的社會正義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在可能的金融危機中，最大限度地避免對社會穩定的負面影響。
通常來看，人們往往難以認清所處時代的大勢，只有待後人回首，纔會一切澄明於心。然而，這並不意味我們無所爲，吸取教訓並以理性面對未來，才能避免在同一處跌倒兩次。亞洲金融危機是亞洲共同的經驗和教訓，真正理解其歷史內涵，才能使中國市場化改革與金融深化之路免受重大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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