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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戰的最好紀念,莫過於我們每個人捫心自問:對於那場戰爭,我知道多少?
7月7日,是盧溝橋事變70週年的日子。再過些時日,我們還會迎來南京大屠殺70週年紀念。所以,對中日兩國來說,今年是不折不扣的歷史之年。歷史之年,我們該如何看待歷史,特別是那場在70年前的今天全面拉開戰幕,深刻影響了戰後歷史的發展軌跡、兩國國民的歷史觀及看待對方國家時的情感取向的慘烈的戰爭?
大體說來,這個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訴諸同爲歷史當事者的彼方的情感、道義及法律責任的訴求;二是返求諸己,把投向對方的視線收回,審視自己怎樣面對歷史,何以捍衛歷史的真實。
前者,我們經歷了一個怪圈:無視法西斯主義賴以產生的內在肌理和文化風土,一廂情願而又機械地把彼邦劃分爲“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和同樣是戰爭受害者的廣大人民。這種兩分法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二元對立的邏輯支撐。其有效性在於能把複雜的問題簡約化。但是,因導致產生戰爭機器的社會病竈、文化毒刺沒有被清算,一種發自內心的真誠反省殊難期待,從而種下了其歷史認識不徹底的外因。而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經濟的發展,當國民以一種覺醒的權利意識重新審視過去被“代表”了的包括戰爭善後處理在內的歷史問題懸案的時候,他們長期被壓抑的權利表達與歷史事實混雜在一起,發生了某種“化學反應”。於是,受害情結過度發酵,客觀上構成對此前所謂兩分法的惰性思維的逆反。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爲什麼進入1990年代以後,日本的戰爭暴行開始被集中曝光,民間索賠、保釣等對日民族主義的言論明顯增多的原因。
大量的對日民族主義訴求,讓東鄰深感困惑:作爲價值多元的戰後民主國家,日本並沒有像中國“文革”那樣的文化斷裂。他們不明白爲什麼大致存量相同的歷史認識,在父輩可以與中國相安無事,而到了不知戰爭爲何物的年輕一代,卻反而出了問題,且問題一再升級呢?一些對“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問題喪失了思考能力,也喪失了耐心的人,乾脆付諸“你們早幹嗎去了”的情緒性表達。
公平地看,日本人確有對“加害者”的責任認識不足,歷史反省深度不夠,或把嚴肅的歷史認識問題做政治、外交性考量,權宜色彩過重,動輒搖擺等問題。但與此同時,不能不看到,我們對歷史真實的捍衛,一向是訴諸別人有餘,返求諸己者寡。
靖國神社一方面是爲侵略者招魂的罪惡淵藪,但同時卻安放着自1874年臺灣出兵以來,日本近現代史上歷次對外戰爭中陣亡者的靈位,甚至包括那些爲日本而戰的臺灣、朝鮮籍傭兵的冤魂。在每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日)舉行的“戰歿者追悼會”上,天皇、皇后、首相及全體閣僚與逾6000民衆一起緬懷先人,祈禱和平。除此之外,還有廣島、長崎的原爆紀念活動及部分右翼政治勢力的靖國參拜。
與之相比,我們沒有類似日本“戰歿者追悼會”、韓國“光復節”(8月15日)那樣的全國性公祭。除了3500萬(抗戰傷亡人數)、30萬(南京大屠殺罹難者數)等概算數字之外,我們拿不出精確到個人的具體傷亡統計,遑論銘記他們的名字。
不僅如此,抗戰結束62年,我們迄今還沒有一部堪與臺灣吳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相媲美的、涵蓋對敵後和正面兩個戰場評價的權威抗戰史。這不能不說是學界的羞恥。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抗戰的最好紀念,莫過於我們每個人捫心自問:對於那場戰爭,我知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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