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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戰的最好紀念，莫過於我們每個人捫心自問：對於那場戰爭，我知道多少？
7月7日，是盧溝橋事變70週年的日子。再過些時日，我們還會迎來南京大屠殺70週年紀念。所以，對中日兩國來說，今年是不折不扣的歷史之年。歷史之年，我們該如何看待歷史，特別是那場在70年前的今天全面拉開戰幕，深刻影響了戰後歷史的發展軌跡、兩國國民的歷史觀及看待對方國家時的情感取向的慘烈的戰爭？
大體說來，這個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訴諸同爲歷史當事者的彼方的情感、道義及法律責任的訴求；二是返求諸己，把投向對方的視線收回，審視自己怎樣面對歷史，何以捍衛歷史的真實。
前者，我們經歷了一個怪圈：無視法西斯主義賴以產生的內在肌理和文化風土，一廂情願而又機械地把彼邦劃分爲“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和同樣是戰爭受害者的廣大人民。這種兩分法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二元對立的邏輯支撐。其有效性在於能把複雜的問題簡約化。但是，因導致產生戰爭機器的社會病竈、文化毒刺沒有被清算，一種發自內心的真誠反省殊難期待，從而種下了其歷史認識不徹底的外因。而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經濟的發展，當國民以一種覺醒的權利意識重新審視過去被“代表”了的包括戰爭善後處理在內的歷史問題懸案的時候，他們長期被壓抑的權利表達與歷史事實混雜在一起，發生了某種“化學反應”。於是，受害情結過度發酵，客觀上構成對此前所謂兩分法的惰性思維的逆反。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爲什麼進入1990年代以後，日本的戰爭暴行開始被集中曝光，民間索賠、保釣等對日民族主義的言論明顯增多的原因。
大量的對日民族主義訴求，讓東鄰深感困惑：作爲價值多元的戰後民主國家，日本並沒有像中國“文革”那樣的文化斷裂。他們不明白爲什麼大致存量相同的歷史認識，在父輩可以與中國相安無事，而到了不知戰爭爲何物的年輕一代，卻反而出了問題，且問題一再升級呢？一些對“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問題喪失了思考能力，也喪失了耐心的人，乾脆付諸“你們早幹嗎去了”的情緒性表達。
公平地看，日本人確有對“加害者”的責任認識不足，歷史反省深度不夠，或把嚴肅的歷史認識問題做政治、外交性考量，權宜色彩過重，動輒搖擺等問題。但與此同時，不能不看到，我們對歷史真實的捍衛，一向是訴諸別人有餘，返求諸己者寡。
靖國神社一方面是爲侵略者招魂的罪惡淵藪，但同時卻安放着自1874年臺灣出兵以來，日本近現代史上歷次對外戰爭中陣亡者的靈位，甚至包括那些爲日本而戰的臺灣、朝鮮籍傭兵的冤魂。在每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日)舉行的“戰歿者追悼會”上，天皇、皇后、首相及全體閣僚與逾6000民衆一起緬懷先人，祈禱和平。除此之外，還有廣島、長崎的原爆紀念活動及部分右翼政治勢力的靖國參拜。
與之相比，我們沒有類似日本“戰歿者追悼會”、韓國“光復節”(8月15日)那樣的全國性公祭。除了3500萬(抗戰傷亡人數)、30萬(南京大屠殺罹難者數)等概算數字之外，我們拿不出精確到個人的具體傷亡統計，遑論銘記他們的名字。
不僅如此，抗戰結束62年，我們迄今還沒有一部堪與臺灣吳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相媲美的、涵蓋對敵後和正面兩個戰場評價的權威抗戰史。這不能不說是學界的羞恥。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抗戰的最好紀念，莫過於我們每個人捫心自問：對於那場戰爭，我知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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