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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手記
喜歡萬方的作品，是從一部電視劇《空鏡子》開始的。
我想看過這部電視劇的人都會對劇中那普通的一家人，那一個個有個性、有特點、活生生的人物記憶深刻。因為無論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還是他們的語言、行為都那麼真實地記錄著我們身邊普通人的生活，因此也更能引起我們的共鳴和對人物命運的關注。
記得《空鏡子》播出時，就有人評論說：萬方『藏得很深』，她筆下的人物總讓你不能簡單地喜歡或不喜歡，他們身上的可愛與不可愛之處糅在一起，傳達著當代人復雜的心情和處境。仔細想想，這個評價的確很有道理。可是，萬方怎麼就能把自己『藏得很深』呢？僅僅因為她是著名劇作家曹禺的女兒？還是因為她自己親身的經歷以及多年歷練的厚積薄發？
後來又看了萬方的《走過幸福》《你是苹果我是梨》以及正在播出的《女人心事》，這一個又一個好看的生活劇集都讓我對萬方這個人和她的作品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我總想從她那裡為我的疑問找到答案。
剛好，今年是中國話劇百年誕辰，這很自然地又讓人們想起曹禺、想起老捨這些話劇界的前輩和大師，再加上天津曹禺故居即將修復完成、天津人藝排演的曹禺幾部劇作也即將上演，我便有了采訪萬方的最佳時機和理由。
那是北京入夏以來最熱的一天，在萬方老師家的客廳裡，她一邊為我們打開空調，一邊笑著柔柔地說：『我特別怕人家采訪我，也不會成篇大論地說話，像電視采訪那種我是能拒絕就拒絕。寫東西是靠自己琢磨，如果讓我說也說不出什麼來，談自己更不行，也就回答些具體問題吧。』
面對這樣一個質朴、謙遜又平易的知名作家，『為什麼會選擇寫作？』應該是最簡單、最具體的問題了。
但萬方老師回答起來卻並不簡單，其中還透著些沈重。
『文革』開始時，萬方纔是一個初中一年級的學生。父親被打倒、被揪斗，她這個『黑五類』的子女，不允許進教室，只能坐在教室外面，一坐就是一天，不能動也不能說話。沒有學上就只好下鄉插隊，18歲時她又到沈陽軍區當了兵，因為沈陽軍區前進歌舞團的政委很佩服曹禺，聽說這個女孩兒是曹禺的女兒，就把她招到團裡做了創作員。
萬方說：『我之所以後來選擇了寫東西，是因為沒有機會學別的。如果上了高中、大學，也許就會選擇別的專業。因為我父親並不願意女兒們去搞創作，我想他是認為做這一行很苦，再加上種種政治因素，人們創作出來的東西可以被說成是經典，也可以被說成是毒草。他希望他的孩子們能搞自然科學，離政治遠一些。結果，我大姐做了醫生，現在在美國的一個醫學實驗室工作；我二姐搞音樂，後來做音樂研究；我妹妹搞的是公用衛生，我正好卡在中間，又沒有趕上上大學，最後只好選擇了小時候最受影響的一種職業，拿起筆開始寫東西。』
但這看似無奈的選擇卻讓萬方與父親的交流與溝通越來越多，也越加深刻地懂得了自己的父親，並在不斷的寫作中獲得了別人無法體會的美妙與快樂的感覺。
她從寫小說開始，寫自己熟悉的事情，寫自己的情感經歷。那時她不敢把自己寫的東西拿給父親看，直到她發表了《殺人》這個與她自己生活反差很大的小說時，父親看到了，他對萬方只說了簡單的兩句話：『你真的行，小方子，你可以寫出好東西。』這就是父親對她的評價，他還希望女兒能站得更高一點，能夠超越自己。他在給女兒的信中說：『天纔是「牛勁」，是日以繼夜的苦乾精神。你要觀察、體會身邊的一切事物、人物，寫出他們，完全無誤寫出他們的神態、風趣和生動的語言。不斷看見，覺察出來，那些崇高的靈魂在文字間怎樣閃光的，你必須有一個高尚的靈魂！卑污的靈魂是寫不出真正的人會稱贊的東西的。』
萬方很慶幸，一個有纔華、有靈魂的人曾經活在她身邊，使她得以一直看著他生命的進程，得以敞開心靈，接受著來自父親的影響。她也曾問過父親寫東西時的感受，父親告訴她：『生活中往往有許多印象，許多憧憬，總是等寫到節骨眼兒就冒出來了。要我說明白是不可能的，寫的時候也不可能。』現在萬方寫得多了，纔真正體會到了這些話的含義。萬方說：『寫作的對象是人，作家永遠在觀察人、捉摸人。我越來越相信每一個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理由的，我不願意評判，生活幾乎是無法評判的。寫作應該是去發現隱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那些理由。事實上對人了解得越深，就會越寬容。於是，寫作對我來說就成了一件很神秘的事，時常能出乎自己的意料，樂趣也就由此而生了。』
許多年萬方一直在小說、電影、電視劇等不同的藝術形式之間游走著，但在她的內心卻總有一個割捨不下的話劇情結。從小她就隨父親到劇場去看話劇，舞臺吸引著她，燈光吸引著她，排練場和劇場的氣氛都吸引著她，尤其是話劇那活生生的魅力更是緊緊地抓住了她，她一定要寫話劇。
就在去年年底，萬方的話劇處女作《有一種毒藥》，作為紀念戲劇大師曹禺逝世10周年的作品，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搬上了舞臺，共上演了30場，觀眾反響非常熱烈。萬方自己也在這其中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欣喜與快樂。她告訴我：『以前有人問過我，爸爸是曹禺對你有沒有壓力？我一直都覺得沒有，因為我沒有辦法與他相比，但當我寫話劇的時候，我纔發現這種壓力其實一直都有，而且是無形的。為什麼我到現在纔寫話劇，是我一直都不敢寫。爸爸沒有寫過小說，我敢寫，他沒寫過影視劇，我也敢寫，但一想寫話劇就不敢下筆。說實話話劇真是難，它與寫小說和電視劇不同，它需要更大的速度、更強的壓縮，既要讓觀眾很快弄清楚劇中人物的關系，又不能一覽無餘，和盤托出，同時還要讓劇中人物的感情成為觀眾共有的感情。記得父親告訴我，《雷雨》是他想了5年纔寫出來的。當時我覺得不可思議。而我要寫話劇時纔明白，並不是所有的東西最終都會成為戲劇，它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深刻的思考。』
如今，寫話劇成了萬方覺得最過癮的事，也成了她寫作經驗中最好的經驗。今年她又寫了《關系》一劇，交給了北京人藝，雖說這仍是寫男女之間的糾葛，但萬方想盡可能寫得透一點、寫得好看一點。同時，她也在把《有一種毒藥》改編成電視劇，她覺得自己的這種情形就像練武功，十八般武藝、不同的兵器，一招招練來便弄清了它們不同的形狀、性能和路數，腦子更清楚，手腳也練得更利索。回想這些年的寫作經歷，她覺得自己就是這樣一點點掌握了其中的奧妙，走進了父親指給她的迷人的創作境界。
說著這些話，我看到萬方的臉上滿是愉悅與祥和，眼中也充盈著興奮與快樂。當攝影記者提出要為她拍照時，萬方就那樣素面朝天地坐在鏡頭前，很隨意地用手撥弄了一下額前的頭發，朴實又自然地露出她一直掛在臉上的笑意，然後還為我們特意找出她與父親在不同時期一起拍的照片。看著那一張張記錄著父女之間深情的畫面，又引出了我們更多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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