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除戒嚴20週年，到底是在慶祝什麼？難道只是慶祝一個黨取代了另一個黨嗎？”施明德這樣問道。
“而這種源自社會民心的民主憲政的力量，纔是最大的收穫。對國民黨如是，對臺灣如是。”
“戒嚴”這個詞彙，大陸民衆未必熟悉，對臺灣民衆來說，這卻是他們整整38年的生活。
從1949年開始，根據國民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爲了抵抗“共產主義”，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宣佈在臺灣地區“實行戒嚴”。
根據《中國時報》的描述，“那是一段頭髮不能留長、報紙不能亂報道、話不能亂說、字不能亂寫，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個充滿‘禁忌’的時代，報禁、黨禁，樣樣都禁。”
而那段日子留給臺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的記憶，只有八個字：“恐懼、不安、懷疑、猜忌。”
20年前的7月15日，國民黨政府宣佈解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體制，進而宣佈解除“報禁”——允許人民自由辦報，解除“黨禁”——允許人民自由組黨。
這份政令，蓋上了蔣經國的大印，用時任蔣經國祕書的馬英九的話說：“歷史的一刻，終於來到了！”
“臺灣的大害——黨禁、報禁、戒嚴令”
著名學者馬克思·韋伯的書，剛到機場即被扣住，因爲“他名字也叫馬克思”；法國作家左拉的書被禁，則是因爲他名字帶一個“左”字；《資本論》倒是有機會逃脫劫難，警察們會以爲這是教人發財的書本。
在言論禁錮的年代，五四運動以來知名作家，包括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在內，其著作皆在臺灣查禁之列。
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楊渡記得，“青年學子拿到禁書的一剎那，卻感到莫名興奮，有一種幹‘地下革命’的快感。”
臺灣記者盛竹如，在其《熒光幕前──盛竹如電視生涯回憶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繪：“雙十節這天(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日”)，不能發生不吉利的新聞，任何火警、兇殺、搶劫、車禍等案件一律不播出，就連地震都不能發生。”
臺灣《自立晚報》記者田士林，因爲寫下“透過一位華僑的大腿，正巧看到蔣總統在校閱三軍部隊”一句話，《自立晚報》被停刊三天，而田士林則被送到了關押着政治犯、重刑犯的綠島“管訓八年”。
“整個臺灣陷入沉默。”施明德回憶說，“(當時的)臺灣社會是沒有聲音的，知識分子不敢講話，一般人民只有服從，或者是去當國民黨的‘料被丫’(閩南語，指打小報告的人)。”
臺灣《自由時報》將“戒嚴”與“動員戡亂”比作“兩尊門神”，“在大半個冷戰時代裏，一左一右地，緊緊看管着任何顛覆國民黨統治的可能”。
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蘇起，特別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戒嚴措施對普通民衆影響有限”。不過謝長廷這樣的“黨外分子”，1981年中有一次打電話，聽筒裏突然傳來罵聲：“電話不要講那麼久”，原來監聽人員聽得不耐煩了，令他收聲。
在此兩年前，謝長廷、陳水扁等作爲“美麗島大審”的辯護律師，開始爲臺灣民衆熟知。而那次大審的“主犯”施明德，在法庭上大聲說：“臺灣的大害，就是黨禁、報禁、戒嚴令。”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
儘管國民黨的宣傳管理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一直試圖阻止，但是1979年的《中國時報》，依然對“美麗島大審”作了詳盡報道。
“國民黨解嚴和民主改革，經歷了一個漸變的過程。”蘇起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而這個“漸變的過程”，伴隨着“黨外反對運動”的風起雲涌和臺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上世紀80年代，臺灣經濟繁榮，民權運動風潮洶涌，終於在1986年促成第一次大規模、有動員的“反戒嚴”羣衆運動。當時，臺商與大陸間半公開的經貿已經悄然開展。
1985年，施明德曾傳話給蔣經國。“我要求他解放黨禁，釋放除了我以外的美麗島受難者。”施明德對本報記者說。
據蘇起回憶，也正是1985年，蔣經國指示成立了6個黨的“革新小組”， “革新”的議題，就包括瞭解嚴、開放報禁等。這一年的12月25日，蔣經國終於親口說，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有人選下任總統。
“某種意義上，經濟發展初期，蔣經國實行的威權政治，贏得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社會安定。”前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於宗先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但這是爲政治發展提供條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開放，因爲富有的人們自然要求自由。”在於宗先的記憶中，那是黃金十年，沒有那個年代的準備，便沒有現今的民主和自由。
1986年9月28日，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彼時“黨禁”尚未解除，但是《中國時報》用大字標題報道了這則消息。
9天后，蔣經國接見美國客人時，宣佈“即將解除戒嚴”。當時的英文翻譯正是馬英九。回憶二十年前的那一刻，馬英九說，感覺是“身上好像有電流通過！”
施明德記得，在那幾天之後，蔣經國就派了人去監獄裏找他。“他告訴我蔣經國答應撤除戒嚴令，但是需要一點時間。”施明德說。
這之後，到最終簽署政令宣佈解嚴，又是近10個月時間。無論對這個成立了75年的老大政黨來說，還是對這個和父親一起威權統治臺灣38年的老人來說，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這都不會是一個朝夕而得的決定。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施明德說。
一夕鬆綁，百花齊放
解嚴之後，反應最快的或許是在臺灣的大陸籍老兵和在大陸的臺灣籍老兵。等了近40年，他們獲准返鄉探親或定居後，一天也不願再多等。
而歷史學者秦風也發現，“以前常年認爲的‘搗蛋分子’，突然和執政黨平起平坐了”，一開始“還真不習慣”，“新的價值體系，需要學習”。
不過，解嚴之於臺灣，最顯著的變化，還是媒體，和管媒體的機構。
1988年元月“報禁”解除後，緊隨而至的，是不斷冒出的有線電視臺、報紙、雜誌，用臺灣媒體的話說，是“春雷一聲響”，“所有報老闆與記者都鉚足勁，好像等待開跑前的預備哨”。
“過去的禁忌沒有了，各種形式的深入報道與調查報道出現，媒體加速了臺灣政治民主化。”第一位到大陸採訪的臺灣記者徐璐這樣對《自由時報》說。
而據於宗先觀察，“有了表達的自由，社會運動反而少了”。
那一年，現任職於《中國時報》的夏珍剛進入報社不到一年。“我們已經沒有了前輩記者的感受，什麼地方是禁區，什麼地方要曲筆，我們已經沒有這個概念。”她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1987年，《中國時報》固定12版，現在已經發展到至少36個版。同樣經歷了真正市場化的發展的，還有《聯合報》、《自由時報》。它們迅速取代了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成爲臺灣“三大報”。
同樣經歷着深刻變化的還有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這個曾經管理所有媒體的機構，迅速失去了曾經享有的“尊榮”。
“文工會偶爾還會來電話，讓我們不要報道什麼事。”夏珍說，“報社老闆有時候會給面子，但是下面的編輯記者，誰也不會理會這樣的招呼了。”
現任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的張榮恭，彼時也在“文工會”擔任“非正式職務”。他回憶說：“以前都是文工會的中層直接打電話給各個媒體的高層，解嚴之後就反過來了，文工會的高層打電話給媒體中層，人家也愛理不理了。”
“國民黨的身份變了，凌駕在上的心態和作風也必須改變了。”張榮恭說。“文工會”後來改制成爲“文化傳播委員會”，主要職責也變爲“與媒體溝通，爲媒體服務”。張榮恭一度任其主委，“我們唯恐怠慢了媒體。”他笑着說。
“彷彿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
“得益於臺灣四十年地方自治選舉的民主訓練，和經濟大發展後很小的貧富差距，解嚴之後，臺灣社會並沒有發生什麼混亂。”秦風說。
而國民黨反倒是經歷了一場深刻質變。到1990年，臺灣政黨總數已經近百，“國民黨也只是在民政機關注冊的政黨之一了。”張榮恭說。
如果說1988年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其黨內民主進程推向縱深，那麼，1996年國民黨正式推動“總統直選”，“則可以說國民黨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黨的轉變，”蘇起說。“這正是國民黨在解嚴之後，最大的收穫所在。”
但是第二次“總統選舉”失敗，國民黨失去了政權。
“失敗原因不在於解嚴，而在於自身分裂。”蘇起說。於宗先還提到，“從李登輝時代開始，財團的政治獻金氾濫，甚至成爲了常態。”“執政黨對自己沒有了約束，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其實正是國民黨推動的民主進程，給了國民黨新的機會。”秦風分析說，“如果國民黨堅持威權統治，那麼一旦這個政權被臺灣民衆推翻的話，國民黨就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而現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它還有自新的機會，它還有重新通過選舉贏得政權的機會。”
“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改革，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願景。”張榮恭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誠如施明德的觀察，“戒嚴太久了，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現在的臺灣社會，謾罵、懷疑、攻擊、爭權奪利、算老賬，這些都是戒嚴的後遺症”。
“解除戒嚴20週年，到底是在慶祝什麼？難道只是慶祝一個黨取代了另一個黨嗎？”施明德這樣問道。
“解嚴對臺灣來說，彷彿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臺灣社會開始學習認識人的尊嚴與平等價值，思考更爲開放，觀念更爲多元，生命力也更加自由亮麗。”《中國時報》的評論，似乎是一個回答。
在於宗先看來，20年來，有兩種力量很了不起。“立法院，政黨們可以在這裏互相揭短、攻擊和辯論，執政黨很難爲所欲爲，因爲有對手在看着；另一種就是狗仔隊，除了最高長官們，做大官的人都有狗仔隊在盯着，一不小心就會被拍下來。這也是約束的力量。”
秦風的闡釋是：“ 20年來，民主憲政的目標已經實現了不少。”“而這種源自社會民心的民主憲政的力量，纔是最大的收穫。對國民黨如是，對臺灣如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