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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節開幕式上的紅地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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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若若在戛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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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趙若若是一個喜歡電影、也喜歡寫作的天津女孩，2001年畢業於天津實驗中學。1999-2000年參加了AFS國際交流項目在美國高中學習一年。2001年赴美讀大學，2005年畢業於美國伯頓大學，同年就讀於美國波士頓大學電影專業研究生。大學三年級時，她參加美法大學之間交流的“巴黎項目”，曾在巴黎學習一年，使她不僅深入瞭解了法國藝術，強化了法語，並且深深愛上了巴黎這座古老的藝術之都。
今年夏天，趙若若申請了“爲美國獨立製片人提供服務的組織”在戛納電影節的暑期項目，再一次來到法國，以學生身份參加了戛納電影節，經歷了令她難忘的20天。應本版編輯的邀請，她把在戛納參加電影節的經歷片斷寫給我們，以饗讀者。
碧藍海岸
第一眼看到坎城是在飛機上。潔白的機翼下的一灣碧藍。美麗的地中海水面就像流動的藍寶石，熱情地親吻着法國南部緩緩的綠山。那一刻突然就明白了爲什麼法國東南部的海岸線被稱作“碧藍海岸”，爲什麼全世界有那麼多人都會在夏天時喧囂地趕到這裏來度假，爲什麼娛樂界最著名的電影節要在這個城市舉行。
一艘白色的遊艇安靜地滑過水麪。
我以學生身份參加第60屆戛納電影節。在美國電影服務處實習。因爲工作需要，我們在電影節開幕前三天就抵達坎城，在碧藍海岸接受事先的培訓。
飛機降落在尼斯機場。我與同行的同學們乘坐大客車來到離坎城15分鐘的一個海邊小鎮。小鎮的名字叫La Bocca(博卡)。我們迫不及待地走進旅館房間，迫不及待地推開通往陽臺的門。一個不太招搖的游泳池，幾個被曬成赤銅色的青年男女。更遠處，是海，溢散着那令人不能迴避的美。
傍晚時分，我的室友、一個加州女孩問我，願不願意和她一起進城去？我欣然答應，因爲我也急需買一張此地的電話卡和家人聯繫。在傍晚的色調中，在初到坎城的心情中。我們沿着海岸，走在悠長的圍堤道上，聽海浪拍打海岸的聲音，聽海灘上人們玩沙灘排球的嬉戲聲，還有我們自己的聲音：她的故事，我的故事；她是如何愛上電影，我是何時才拍完我的短片；她做製片時凌晨兩點才完成的預算，我做後期時所要面對的種種選擇……
天色漸漸暗下去，海水也從蔚藍過渡到橙紅。突然間，銀白的禮花，璀璨在整個天空。我們都被當時的影像震驚了！我們站定，看眼前這出人意料的壯麗美景。問一對慢慢走過來的老年夫婦，今天是法國的什麼節日？他們說，禮花是爲了迎接你們這些從世界各地來參加戛納電影節的人而放的。
這個傍晚是我在坎城度過的最放鬆的幾個小時，其後的每一分鐘都被自己和別人的事情佔據了。白天要工作，閒下來的時間就是在電影和各種酒會、論壇之間做出選擇。然而在電影院前排隊或是參加聚會也不能放鬆，因爲在培訓時導師就已經對我們反覆強調：戛納不僅是全世界資深的電影節之一，更是全球最大的電影交易市場，能來參加這項活動的，都是電影界業內人士，所以要抓住一切機會進行溝通。於是在這種理念的支撐下，我們便努力做到既看電影，又不錯過Party，如有機會，還要儘可能地參加各種論壇。
首個“秀”場
傍晚，《我的藍莓之夜》首映式的紅地毯入口，被明星、各大媒體和呼嘯的人羣圍得水泄不通。我帶着和我同行的一個女孩子悄悄地從工作人員入口溜進了電影院。本以爲大功告成，可以同王家衛、張曼玉、鞏俐、舒琪、裘德·洛、納塔莉·波特曼一起觀看戛納電影節六十週年大慶的開幕電影，沒想到遠遠地看見了在進入放映廳的口上還有個工作人員在檢票。我便告知同伴，要做出很坦然的樣子，徑直走進放映廳。如果那個人把她攔住，她就要做出很驚訝的樣子，用中文(她是臺灣女孩)對那個法國人說，王家衛是我叔叔，他沒告訴我看電影還要拿票。然後，我再作爲她的祕書，把她說的話翻譯給那個法國人，我覺得這個瞬間形成的計劃不錯，可她有點緊張。當我們慢慢地走近那個檢票員，她卻早已把我們的“預謀”拋棄了，沒有擺出一副理所當然、牛烘烘的架勢，反而變得很謙遜，禮貌地問他是否能通融一下？答案當然是不行。就這樣，王家衛的“侄女”以及她的“祕書”就只好轉過頭來怏怏地離開了，有一點失落。但並不是絕望，因爲我們知道在電影節期間，如果是工作人員，就可以免費觀看任何參賽影片。每部參賽影片在電影節期間至少要放映四到五次。所以開幕式上是看，轉過天來也是看。所不同的無非是沒有了那些作秀的明星們。
坎城電影節的電影部分共分四個種類：參賽電影、一種視角、導演的兩週、影評家選擇。每一個部分都包括十幾部影片，也有自己相對應的評委會。絕大部分參賽影片在來到戛納前就已經找到了國際發行公司，以保障它們的發行渠道。
這時，就覺得眼前突然一亮，周圍的閃光燈就像發了瘋似的不停地閃亮，回頭一看，竟然是伊麗莎白·赫莉，她穿着一件豔粉色的長裙，挽着瓦倫提諾的手臂，頻頻向媒體友好地微笑。瓦倫提諾個子不高，臉上黑黝黝的，典型的地中海男人面龐。而伊麗莎白·赫莉也確實像她在各種時尚雜誌中那樣豔麗無比，並且格外高挑。我們立刻拿出照相機加入到“拍拍垃圾”的行列中。此後幾分鐘又等到了《特洛伊》中飾演海倫的戴安娜·克魯格。
這時候王家衛的電影應當剛剛開始，而這些人卻紛紛離去，我有些不解，向身邊的一位意大利記者打聽。結果他不屑地看着那些明星，說有些人就是來參加開幕式的，他們對電影本身根本就沒興趣。噢，原來是這樣。這些明星所以要來，就爲了在紅地毯上“秀”出風頭。待劇場燈光轉暗，影片放映開始，他們便會急匆匆地從後門溜走，趕往另外的場合繼續“秀”。
紅地毯之後……
在戛納，人們在進入晚場電影前，通常會打着手機一路走來，喋喋不休地安排着電影后的下一個活動。而晚上走過紅地毯來看電影的感覺就更是不同，因爲男士必須穿燕尾服，女士則必得舞步盛裝。沒有例外。無論你是誰。甚至“拍拍垃圾”都在劫難逃。想想就爲了這個晚上，就爲了穿過紅地毯，你就要預備一件燕尾服就要霓裳羽衣？這個規定說是爲了對電影人的尊敬，還不如說是爲了某種炫耀。西服革履，珠光寶氣，花30分鐘爬數十級臺階。因爲要微笑，要和不同的人合影。美麗的男人和女人。不是爲了來看電影，而是爲了來看別人和被別人看。影星這樣做做還可以理解，因爲他們是來賣片或推銷自己的。那麼普通人呢？
紅地毯我也曾走過一次，是爲了看俄羅斯導演安德烈·齊格特夫的《放逐》。他的第一部影片《迴歸》我非常喜歡，那個用電影畫面殘酷講述的父子感情的故事。《放逐》開始的十分鐘還不錯，像在欣賞一幅幅俄羅斯浪漫主義時期的油畫，彷彿還能看到塔科夫斯基的影子。可是30分鐘後他所展現的還是油畫，劇情卻始終是混亂的，讓人不知所云。我曾一度想努力進入影片，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而且我發現影院裏的觀衆差不多和我同時放棄了，因爲身邊的躁動聲越來越無所顧忌。
對電影的放棄有多種形式，有的人倒過頭來呼呼大睡，醒來後問他們感覺如何，這些人通常會說影片很好，這是一種消極的放棄。另一些人的放棄是建設性的，男人拿出手機打電話，悄聲問電影院外的朋友一會兒去哪家酒店Party；女人則不停地整理着她們的裙襬，將大腿擺出各種令身邊男伴想入非非的姿態。還有一些更具個性的，他們會很用力地從座位上站起來，把椅子弄出很大的聲響，然後帶着氣憤的、雄赳赳氣昂昂的神色大踏步離開影院，以顯示他們的絕不“苟同”。
觀衆的情緒或許應該理解，誰會放棄傍晚時分的兩個小時，來聽一個你可能並不喜歡的故事？這些故事本身就質量不高，甚至能讓人看出來講述者對自己都缺乏鞭策。更有甚者，一些電影人用一種欺騙的、炫耀的、甚或企圖操縱觀衆的方式，來講述那些遠離現實、又大量注水的故事，就更是讓觀衆雲裏霧裏，不知銀幕上來回的折騰所爲何來。人的生命中哪有那麼多的兩小時來被你愚弄？於是那些憤怒的放棄者雖然走過了紅地毯，雖然爲了這個晚上，男人們特意穿上了一生也穿不了幾次的燕尾服，女人們打扮得花枝招展，但他們還是大踏步地背朝着銀幕向外走。
喧囂的遊艇
凌晨一點，我在夜幕的籠罩下，踏着柔軟的沙，一步步走進大海。還帶着正午餘溫的海水慢慢吞噬了我的身體，直到這時，我才終於又找到了真正的安寧和多日繁忙中早已失去的重心……當我的頭衝出水面，坎城的夜依舊燈火輝煌。
上午我去參加一箇中國電影的論壇，然後在一間四面是玻璃窗的餐廳午餐。看海港風景。白帆船上彷彿直插雲霄的桅杆。同時也看鞏俐，那一刻她是歐萊雅公司漂亮的代言人。
回到賓館。洗澡。化妝。換上短裙。高跟鞋。那腳趾甲塗抹成沙漠中玫瑰的顏色。因爲晚上參加的是一個在遊艇上舉行的Party——這是所有來坎城電影節的人最嚮往的一種聚會。
酒會是爲了推廣一部德國人拍攝的影片，導演和製片人熱情地和應邀前來的賓客聊他們在中國拍攝時的經歷。德國導演似乎和上海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說他的祖父在二十世紀初就曾來到中國，在水利部門做事，不久後又把妻子兒女接到上海，直到“二戰”結束後才離開中國。這位導演現在一年中會有兩三個月生活在中國，拍一部以當代上海爲題材的電影是他一直的心願。
伴隨着夜的深，更多客人通過那條窄窄的、並且走上去搖搖晃晃的舷梯登上游艇。有些人拿着粉紅色的雞尾酒和船的主人寒暄，有些人則走進船艙內的放映廳，靜靜地觀看這部影片的片花。一個跨國的愛情故事。在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展開。片花還是有味道的，拍出了上海夏季的炎熱和潮溼，以及當代大都市男女的前衛與激情。
告訴導演我喜歡他的片花。絕不是逢迎，而是這短短的兩分鐘讓我回憶起了我在上海度過的幾個炎熱而漫長的夏夜。他一定也有過同樣的經歷，不然不會捕捉到這個城市特有的顏色、味道，和感覺。總記得我朋友對中國的描述，他說他每次來到上海，一下飛機就覺得這個大陸連氣味都與歐美大陸不同。溼漉漉的空氣中夾雜着濃重的調料和香料的粉末，也正是這特有的味道讓他頓時覺得親切。
馬來西亞發行商向你微笑。一位有中國情結的芬蘭導演，用中文的“你好，我的名字是……”來介紹自己。韓國發行商，“你好”，交換名片。電影女主角的短暫露面。一位好萊塢經紀人的實習生。又是馬來西亞發行商向你第二輪微笑。芬蘭導演告訴我他要去不久後的上海電影節。上海一家制片公司的總經理“有事找我”，互換名片。一位剛上船的女士與我親切握手，問我“你是買家，還是賣家？”買家，賣家。賣家，買家。發行商。導演。製片人。明星。微笑。名片，名片……
這就是那個夜晚。在遊艇上。
電影藝術的賣場
坎城的日子裏彷彿到處都是電影。無論白天還是晚上。人們於是如趕場般周旋在各個放映廳中。除了參賽的那些影片，還要看“一種關注”中的“另類”。更有一部叫做《U23D》的影片，以三維的方式記錄了那支知名樂隊的表演。還有一些專門爲電影市場播放的影片，讓我看到了電影藝術背後涌動的那個關於交易的暗流。人們以爲在戛納只有令人炫目的藝術，其實那不過是一種表象，因爲戛納電影節的組成部分除了電影節，還有更爲重要的部分，那就是龐雜的電影交易也將在電影節期間同時舉行。
戛納的電影市場是全世界最大的，其規模遠遠超過了柏林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甚至美國的電影市場。在此期間，全球從最有聲望的到最微乎其微的電影製片廠和發行公司都會聚集到這個地中海岸邊的白色小鎮。各個公司在電影節期間紛至沓來，入住電影節組委會指定的位置。一些白色的帳篷，或者專門搭建的小閣子。在帳篷的四壁掛滿它們所代表的電影的招貼畫，一些公司還會讓電視機循環播放他們製作的影片的片花。而那些資金更爲雄厚、或是保密性更強的大公司，則喜歡把他們臨時辦公的地點設在高級酒店內，那將是一筆非常大的開支，有些酒店房間一晚的價格就高達兩千美元，而且還規定了兩個星期的最短入住時間，足以顯示坎城在電影節期間的昂貴。
製作公司無論大小，他們的影片都會在屬於“電影市場”的30個放映廳中放映。每天9：30開始，直到22：30最後一場。每部爲了市場來到戛納的影片放映的次數也不一樣。最多不超過三次，有的僅放映一次，大都依照經濟實力以及影片規模的大小而定。這些爲了銷售的影片一般都在較小的放映廳中上演，不對公衆開放，必須持有市場工作證或新聞工作證纔可進入。在那個只能坐下四五十人的小放映廳內，淨是那些在黑暗中手握髮光筆的影評人，抑或手握“黑莓”手機的發行人，時刻準備着向他們留守酒店的同事發出信息，決定他們買還是不買這部影片，以及買片時需要和出品人交涉的種種條件。
很多人認爲戛納是全世界最具藝術氣息的一個電影節，這的確不錯，但與此同時，戛納兜售藝術的市場氣息也是最濃重的。它的市場部分就像是電影“工程”的一個交易所，從融資、拍攝、再到放映，那些電影中本不屬於藝術的鏈條，就這樣被戛納一覽無餘地展示了出來。
遇見賈樟柯
那天大概是戛納電影節的第九天，九個瘋狂夜晚的Party已經讓我們力不從心，但Party中見到的那些熟悉的名人面孔，卻還是讓人倍感興奮。電影雖然是個大產業，卻又是一個很小的社交圈。走來走去的就是那些人，無論明星、導演還是製片人發行商。來來回回見過幾次，大家就好像變成了熟人；如果有機會再次見面，尤其在離家遙遠的地方，就好像見到了親人一般。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賈樟柯。這個被很多電影節青睞的中國年輕導演，作爲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的評委會主席，我們看到他的時候，他也正在被各種媒體追蹤着拍攝照片。於是走過去和他說話，說他剛剛得獎的那部《三峽好人》。那時候他一定有點喝高了，像酒會上的很多人那樣處在亢奮狀態。後來與他合影，在照片中他的臉也是紅紅的……
不久又有朋友打來電話，說另一家公司正在房頂上舉行另一場酒會，酒會流光溢彩，不能錯過。於是雖然嘴裏說着太累了，卻還是拖着疲憊來到了街對面的那家GREY酒店。電梯升到頂樓，朋友已在那裏等候。一個在耶魯大學讀工商管理碩士的研究生，此刻正在這家公司做實習生。再上一層樓梯纔來到房頂，果然一片夜色輝煌，將整個戛納盡收眼底。才知道爲什麼他們公司要在房頂開酒會，儘管已看盡了戛納白天黑夜的景色，但在房頂上的戛納還是令人難忘。在流連忘返中突然身後一片轟鳴。又是滿天煙花，散落開來，星星點點，恍若繁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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