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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綏銘
找小姐比例下降的那些男人，大體上都是越來越有機會發生“多伴侶性行爲”的男人，那些機會少的，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相應地增加了
終於不必驚世駭俗如10年前了。
今年5月，潘綏銘教授在他主持的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的網站上，公佈了《中國人的性行爲與性關係：歷史發展2000-2006》調查結果簡報。
10年前，他做田野調查，與小姐們打成一片，身披“隻身闖入紅燈區”的傳奇色彩，引來“調查小姐，那得嫖多少回啊？”的複雜驚歎。當他寫出聚焦中國地下性產業的《存在與荒謬》時，報紙打出的標題是“教授臥底曝光性產業”。
他對學術的嚴謹被不少東西遮蔽了，譬如他“什麼階層也不是”的跑江湖架勢，他的翻眼冷笑，他的語出驚人。有人稱他“人大那個家裏好多毛片的教授”，但讀過他的書的人能夠體會他在方法設計、改進、反省、檢討上所下的功夫。
G悍的人生無須解釋。這個從紅衛兵、“狗崽子”、農場工人、大集體鍍鋅工人、工農兵中專生、機關小職員一路走來的社會學教授，一入社會，如魚得水。他反覆說的一句話是“小姐也是人”，以至於一度，有些文化水平較高的女性性工作者在網上口口相傳：“你一定要記住潘綏銘這個名字。”一位接受過他訪問的媽咪在送別時說：“你娶我吧！”他也回報以很高的職業尊重：“在(性產業)這個問題上，教授都不是專家，專家是媽咪。”調查時，他待她們，就像“對待女同事一樣”。不管這是不是田野調查的一種策略，這確是接近“真實”的階梯。
有過這番經歷，潘綏銘比較知道怎樣讓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說出他們的“性”。2000年，他就設計了一套體貼入微的調查方式，從問卷設計、調查地點，到人員的完全陌生化(就是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不會再見了)，一點一點將難以啓齒之事在對象面前鋪開。
2006年7月到11月，潘綏銘團隊進行了同題再調查，該調查覆蓋了18歲至61歲、講漢語、識漢字的中國人，隨機抽取21個省、市的152個城市社區、47個村，實際接觸7553人，大約1500人不願參加，完成有效問卷6010份。
很多人還不明白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預防艾滋病
人物週刊：關於“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預防艾滋病”，您爲什麼迫切希望出臺“國家說法”？
潘綏銘：我們的調查結果證明：2000年的時候，在4項預防知識中，這個問題的正確回答率最低，經過6年宣傳教育，到2006年，仍然最低。問題難道還不嚴重嗎？
人物週刊：說說在村裏，在社區裏碰到的“不相信”吧。
潘綏銘：整個社會的公信力在下降。一個信息，哪怕是科學知識，有80%的人信就不錯了。像安全套的問題，他們也聽說了一點，就是不相信。也不是不相信安全套，而是不相信我們的宣傳。
人物週刊：在2000年、2006年對中國人的性行爲和性關係進行考察，不能不看這6年裏國家發生的事情和它的走向吧。
潘綏銘：對。這個大背景就是中國“性化”的苗頭越來越強。這不是我的詞兒，是國際學術界用了好多年的概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許多事物跟“性”聯繫起來，而且越來越緊密，不是你家裏有幾張毛片兒社會就“性化”了。你看現在，從大街上的廣告到日常語言，性的色彩越來越濃，香車美女，他不說車有多好，擱一模特在那兒，雜誌封面全美女頭，有的扯都扯不上。就這麼個趨勢。
有錢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去得多的反而是“窮人”
人物週刊：兩個月前，我去西南某地一家婦教所採訪，那裏收的是從事性交易被逮着又交不起罰金的農村女性，她們告訴我，一次交易的價格相當於一碗米粉。連那麼偏遠的小村子裏的女性都開始用肉體做交易了。
潘綏銘：自打中國有文字記載這3000年來，哪朝哪代人不懂這條路？都懂!老話說“大姑娘要飯——死心眼兒”，不就是這個理？爲什麼現在走這條路的人多了？這纔是問題。
我做女性性工作者社會學研究到今年剛好10年，跟她們一聊，全是這樣那樣的原因，最後沒辦法，不顧羞恥了，因爲有比羞恥更火燒眉毛的事：生活。人多少總有廉恥之心，是什麼讓她們沒有了羞恥感？是誰把那條底線給破了？
人物週刊：記得2004年在曼谷世艾大會上，您反覆強調要重視老闆、經理這類嫖客，並稱他們是與艾滋病毒傳播密切相關的“橋樑人羣”。從2006年的調查看，好像他們的比例沒有增加。
潘綏銘：這裏有個上限。換句大俗話說，你就是敞開了讓人去嫖，也不是人人都會去。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中國的性產業只是在持平中進行調整，找小姐比例下降的那些男人，大體上都是越來越有機會發生“多伴侶性行爲”的男人，那些機會少的，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相應地增加了。
人物週刊：報告裏有句話，“異性全身按摩日益成爲大城市裏中年男人的一種娛樂方式”，中國城市男人很需要這樣的撫慰嗎？
潘綏銘：我這調查可得不出這結論。可大家都有日常經驗，這幾年，按摩、洗頭洗腳、打着按摩字樣的洗浴中心，門臉兒是越開越多。一般人誤解，覺得有錢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不是，去得多的反而是那些所謂的“窮人”。
什麼因素決定你是不是去那些場所呢？我們有個術語叫“可支配的富餘收入”，就是活錢兒，你隨時能用的，這是一個；還有一個是性服務的價格。比方你有100元活錢，性服務一次5元，那你去了；如果你有1000元活錢，可是性服務一次得800元，那就不去。
人物週刊：報告裏提到一些新趨勢：一些高檔小姐開始向下流動；性服務的價格基本持平，略有降低，等等。價錢下來了，等於門檻降低，進去的人是不是就多了？
潘綏銘：從需求決定供給的角度看，性產業可以維持，卻既不可能擴張，也不可能升值。這是因爲：一方面，在大中城市，即使是中低收入的男性，花在找小姐上面的錢，很可能並不少於縣城或農村的男客，這樣中國性產業可以維持下去。但另一方面，在中高收入男性中，找小姐的比例並沒有顯著增加，因此性產業不但不可能擴張規模，就連維持原有的價格也很勉強。
問題嚴重在哪兒呢？我之前做的一些調查表明：低收入男性“找小姐”的比例在最近6年裏顯著增加。而對這次調查中的一個問題“性病可以看出來嗎？”，這部分人都說能，正確率下降得很厲害。他們覺得只要對小姐進行“望、聞、摸、洗”，就足以預防性病和艾滋病，許多人即使已經得過某種性病，仍然對此堅信不疑。
兩項結果一綜合，可以基本斷定他們得性病/艾滋病的機率必然增加。一旦他們染病，徹底治療的可能性很小(因爲醫療價格)，那麼性病在這一階層中傳播的可能性就會顯著地增加。
人物週刊：這麼些年下來，您內心感覺教育對性行爲的改變有用嗎？
潘綏銘：當然有用，但是不大。以前我們的教育是恐嚇教育，現在是普及知識，但知識必然帶來行爲改變嗎？要真這麼以爲，那是大錯特錯。人不是電腦，不是機器，你以爲成天拿一小冊子在那兒忽悠，讓他“知道”了，他就不去做了？該嫖的還嫖！不戴套的還不戴！這就像有些醫生把病人當一塊肉、一堆器官組織，跟獸醫沒什麼兩樣，他沒想過你還有生活、歷史、情感……人爲什麼會嫖？文化的、經濟的、社會背景乃至個人心理，誰研究過？有經費嗎？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向來反對片面強調知識的作用，因爲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說，第一步要做的，並不是編寫教材，而是到實際生活中去，到那些“壞人”裏面去，摸清楚他們究竟相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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