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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聯合報》今日社論指出，針對馬英九特別費案，島內少數檢察人員濫用訴訟制度當作個人報復之手段，不管二審作出何種排列組合，皆將形成“大選”爭議及政治風潮。原文摘錄如下：
臺北“地檢署”未經正當程序，徑就馬案提起上訴。這是少數檢察人員濫將訴訟制度當作個人報復之手段，亦是相關檢察上級蓄意要將整個司法體制捲入“大選”漩渦的政治陰謀。
特別費的屬性出現爭議，有認系“實質補貼”者，有認系“公款”者，亦有認系“屬性不明確”者；檢察體系固可持任何見解，但不能不對內統一見解，否則如何稱“檢察一體”？至於對侯寬仁涉及製作不實筆錄，亦應進行內部調查，以昭公信；倘若只憑一二人即可私自認定侯寬仁沒錯，併火速上訴來攻擊司法審判，則訴訟制度豈不成了檢察官個人的報復工具？僅看上述二點，一未統一見解，二未內部調查，相關檢察上級自屬並未善盡正當程序即批准上訴，不啻欲將整個司法體系捲入不堪設想的政治漩渦。
這些拒問檢察體制自身責任、亦拒經內部正當程序即提起上訴者，顯然是欲將上訴操作成一場政治豪賭。此時距“大選”尚有七個月，距就職亦有九個月；北檢於第一時間，在“後備理由”的倉卒狀態下火速上訴，用心即在爭取時間，欲強逼二審陷於“判有罪／判無罪”及“選前判決／選後判決”的困境中。亦即，馬案二審已成了一場政治豪賭。
其實，本案經過輿論激盪，及一審推敲，已是脈絡分明；因而，二審應當很快就能形成“有罪／無罪”的心證，難處是在“選前判／選後判”。例如，若二審的心證是“無罪”，卻延至“選後判”，將不利馬英九；倘“有罪”，亦延至“選後判”，則不利謝長廷。何況，馬若在完成候選登記後被判有罪，將喪失候選資格；若當選，卻在選後至就職前判有罪，亦將喪失當選資格。事態至此，無論就“判有罪／判無罪”及“選前判／選後判”作出何種排列組合，皆將形成“大選”爭議及政治風潮。
賭輸加碼，這是檢察體系此刻的心態。檢察體系自棄釐清“特別費屬性不明確”的專業責任，又迴避對檢察官筆錄造假進行風紀調查，竟然徑自一腳就將整個司法體系踢進一場政治賭博。這一小撮檢察人員，只是賭他們個人的法律見解與政治評價，但整個司法正義及“憲政”安全，卻也已被他們逼上了賭桌，淪爲社會共業的賭注。
上訴者的眼中，這場豪賭的贏面似在檢察體系。在二審判決的各種排列組合中，唯有“無罪／選前判”一種模式，對被告馬英九有利；其餘，“有罪／選前判”、“無罪／選後判”，及“有罪／選後至就職前判”等排列組合，皆不利馬英九。也就是說，上訴者即使不能在司法上立即擊垮馬英九(如“有罪／選前判”)，亦可能在政治上拖垮馬英九(如“無罪／選後判”等)。在上訴者眼中，上訴不只是訴訟動作，更是政治鬥爭；逼二審合議庭捲入“大選”的風暴，亦逼馬英九陷於各種排列組合的二審政治僵局之中。
如果檢方先統一見解，善盡了專業責任；及先對侯寬仁作過內部調查，善盡了風紀管制；則檢方此時上訴，即是正大光明的舉措；但一未統一見解，二未內部調查，卻蠻橫粗暴地上訴，這就不啻是幫派報仇的行徑，亦即是不惜掀起政治鬥爭來爲自己遮醜護短。檢察當局爲了一個“屬性不明確”的特別費，爲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侯寬仁，竟將攸關整個安危的“大選”及正義率爾推上了政治賭桌，這又豈僅是居心叵測而已？
在這張賭桌的兩頭，一頭是自始就將馬案政治化的侯寬仁，及淪爲政治打手的檢察上級；另一頭則是司法正義及“大選”所涉公義。豪賭吧，下注吧，司法既能與陳水扁及吳淑珍對賭，則被迫與侯寬仁及陳聰明對賭亦非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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