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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對起訴書中所列罪行的認識，只有一項例外，就是以炮制《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為代表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看來，要讓陳伯達認罪，非有過硬的證據不可。
為什麼陳伯達持這種態度呢？
陳伯達膽小怯懦，貪生怕死，與其說他是在與法庭對抗，不如說他要保命。按常理想要保命，就應該主動坦白交待，爭取從寬處理，而不應該采取對抗的態度。陳伯達之所以采取了有悖常理的做法，是因為他有一個認識誤區，更是當初他們『搞專案』，執行政策時的實踐經驗的總結，他以己度人，認為法庭也像他們一樣，把黨的政策當作騙人的幌子，於是便硬著頭皮采取對抗的態度。
1970年9月6日，廬山會議結束時，中央宣布對陳伯達隔離審查。從此，這位昔日排名第五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便從他政治生涯的顛峰一落千丈。但有著多年黨內斗爭經驗的陳伯達，雖有失落感，卻無恐懼感。因為按黨內斗爭的慣例，是不會把黨內問題轉化為司法問題處理的。這樣，只要他人還在，隨著政治風雲的變幻，或許還有東山再起的時日。但是，當他收到特別檢察庭的起訴書副本後，陳伯達的病房裡便一改往日之平靜。他煩躁不安，坐臥不寧，精神恍惚，時而自言自語嘟囔些什麼，時而說：『完了，完了』；『壞了，壞了』。半夜還傳出陳伯達的哭聲。尤其是在11月17日，當他收到法警送達的開庭傳票時，他感到好像末日來臨，精神處於崩潰的邊緣，惶惶不可終日。當晚寫材料時，精神狀態十分異常。說電燈不亮，要添加蠟燭，點了一支，不行；又點了一支，還嫌不亮，又要煤油燈。當晚服了三次安眠藥也未能入睡，血壓持高不下。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求馬上見律師。
11月18日上午10時律師甘雨霈、傅志人趕到復興醫院。先由負責監管的霍同志把陳伯達的現狀作了介紹。然後，兩位律師對陳伯達目前的心理狀態，作了分析：一方面是他的畏罪情緒嚴重，思想壓力過大。另一方面又不相信黨的政策，不敢坦白交待罪行，而采取對抗的手段。越是對抗，思想壓力越大。這樣惡性循環的結果，不僅會使陳伯達與法庭對抗到底，而且一旦精神崩潰，他是否能堅持正常出庭接受審判，都存在疑問。如果萬一因他不能出庭或者在庭審中出現意外變故，使審判無法進行，不僅使法庭、檢察廳及律師的大量准備工作付諸東流，而且也會給這個歷史性的審判帶來缺憾，在國內外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兩位律師決定給他釋壓，讓他放下包袱，正確認識所犯罪行，正確對待審判。
會見開始，陳伯達先澄清了上次談話中，關於對誣陷迫害劉少奇罪行的認識。這次不兜圈子了，十分明確地拒不認罪，說：『關於劉少奇的問題我昨天寫了一下，……江青、陳伯達擅自決定批斗劉少奇，這事我完全忘了。如果我真正參加過這決定，是不會忘記的。我認為我沒有參加這個決定。』然後又作了一些補充，說他曾幫助周總理解過圍，對圍攻總理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說:『周總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你們不聽他的話，聽誰的話。』還說劉少奇在天安門上對他說，要找他談一次話。又說：『江青與我結仇，她要把我送進監獄……』聽他這些話，好像他是『劉少奇的人』，是『保護』周恩來的人，又是受『四人幫』『迫害』的人。
針對陳伯達剛纔的話，律師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應該負責任地告訴你，方纔你講了那麼多，對減輕你的罪責毫無作用。不僅不能從輕處理，還有可能從重處罰。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是不是想破罐破摔了。』律師給他敲起警鍾。
『當然不是……』陳伯達低著頭，小聲嘟囔著。
『那好，只要你和我們好好配合，經過我們努力為你辯護，還是可能爭取到法庭對你的輕判。』律師給他點燃希望。
『可能？真的？』陳伯達倏然睜圓了小眼睛，望著律師，目光中掠過一道久違的光芒，是希望？還是興奮？然而馬上又被那慣常的呆滯目光所取代，說：『那怎麼可能呢？』陳伯達疑竇難解。
『可能不可能，要看你配合不配合了，』律師給他作耐心解釋，『對你們10個被告人，法庭會區別對待的。這個區別又是依據什麼呢？「以事實為依據」，就從連續犯罪時間來看，你是最短的，自1970年被隔離以後，你就再也沒有犯罪。再有，林彪、「四人幫」的幾個重大罪行，如陰謀殺害毛主席、策動上海武裝叛亂等你均未參與。所以按事實，你本應輕判。但如果你不配合，拒不認罪，我們又拿什麼去和其他被告人的罪行相比較，從而得出你的罪行最輕呢？即使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為你辯護，得出你罪行最輕，應該輕判的結論，但是你一句不認罪的話，我們就前功盡棄了。如果你從現在開始認清形勢，懸崖勒馬，改變態度，還來得及。只要在認罪態度上有好的表現，加上我們據理力爭的辯護，法庭一定會給你一個公正的、從輕的判決。』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我一定，一定……』說到這兒，陳伯達哽咽無語，潸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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