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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的二十年投資理財思路
全國各地樓市、山西小煤窯、股市……下一步，溫州人會炒什麼呢？
本刊記者鄒高發自上海
炒房、炒煤、炒棉、炒黃金、炒商鋪、炒油田……
溫州人，這個中國最具商業智慧的羣體，以其敏銳的市場嗅覺，總能找到埋着黃金的寶地。他們的出手闊綽和抱團效應，使得他們每涉足一個地區、一個行業，所動用的能量總能攪得人心惶惶——這些可怕的溫州人！
他們是最懂得理財和投資的一個羣體。這些大大小小的溫州老闆們早年靠修鞋子、賣鈕釦、做打火機，辛辛苦苦積累下本錢，現在則費盡心思琢磨怎樣“錢生錢”。沒受過多少教育，沒請過投資顧問，他們以一種與生俱來的草根智慧和地域習性，敏銳地捕捉到任何一個讓財富增值的機會。
令人恐慌的炒房團
全國人民知道溫州人善“炒”的印象，最初從掃蕩全國的“溫州炒房團”而來；而民間對溫州遊資的恐慌，也是來自“炒房團”。
“炒房”的風潮最早是從溫州人自家門口開始的。從1998年到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進入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市區房價快速從2000元／平方米左右，飆升到超過7000元／平方米。一度，溫州竟幾乎無房可炒。
到了1999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開始進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產市場，並逐漸形成規模效應。2001年，第一支購房團前往上海，與此同時，另一支購房團前往杭州。以此爲始，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當地房價一路飆升。
溫州人的“炒房”有三大風格：一是首選投資的是商鋪、公寓、別墅。據調查，在滬購買商鋪意向的溫州人羣中，半數以上喜歡購買30—50萬元的小商鋪，另有一小部分合股購買百萬甚至千萬元以上的整層商鋪、寫字樓。二是財大氣粗，屢屢採用一次性現金付款的“款爺”作派，讓世人稱奇。
跟他們做生意的風格一樣，溫州人購房也喜歡集團作戰，只要一人看中某一房產，必會召集親戚朋友前往搶購，往往一人幾套、幾十套地購買。所以，房產商、房產中介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如果能“搞定”一個溫州人，就能在短時間裏把樓盤大量地拋售出去。
身家不菲的大老闆們，能量自不必說。多數普通溫州人，又是如何撬動如此龐大的一筆炒房資金的呢？
在溫州人的炒房資金來源中，民間借貸是主要籌資方式。房產投資者的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自有閒置資金、企業資金、民間借貸和股權集資。使用最後一種籌資方式的往往是一些大動作，非一套或幾套房子的“小搞搞”，很有可能是買下整整一幢樓。借貸方以月利息3分(折算年息36%)通過溫州民間的地下錢莊借入，在投資機會熱的時候，利息有時甚至高達七八分。而且，這些人有時候相互擔保，親戚鄰里也因爲借貸關係，而徹底綁在一起。
2006年，據《中國證券報》報道，來自溫州銀監局的抽樣調查顯示，當時溫州民間流動資本約有1900億元，其中至少有400餘億元常年跨區域流動。實際上，很早之前就有業內人士預測說，溫州市擁有5000億元的民間資金，外流到全國各地的資金則在3000億元左右。
這些可怕可敬乃至可恨的溫州資本每到一處，當地的房價就不斷暴漲；每到一處，溫州人都被當地人視爲洪水猛獸。媒體、當地百姓口誅筆伐。
2004年，浮現出溫州“超級炒家”的升級版——溫州多家民營企業組成中瑞、中馳兩大財團，聲稱目標定位於“廣泛集聚和調動中國規模龐大的民間資本”，其中房地產尤其是投資之重點。有學者斥之不過爲“高級炒房團”，呼籲政府出手干涉。
在強大的輿論攻勢下，兩大財團高薪聘請的CEO幾個月後悄然辭職，中瑞、中馳也不知所終。
“對抗不了”的宏觀政策
滿地生長的草根，生命力再頑強，總難和外部的大風浪相抗衡。種種跡象表明，溫州民資已越來越清晰地受到宏觀調控力量的打壓。
早在90年代初，溫州商人就進入了山西能源市場。當時，國內煤價低迷、煤礦效益不好，煤礦和礦山幾乎無法從山西本地的銀行得到貸款支持。而煤炭是個高投入產業，山西的煤老闆們自有資金有限，來自溫州的投資者就充分發揮溫州民資豐厚的優勢，採用民間借貸的方法進一步籌集資金，一批掘進隊經理或職工順理成章將沉澱的資本就地“轉業”。當時，流傳着這麼一種說法，“在山西任何一個產煤市縣，都活躍着溫州炒煤團的身影。”
幾乎如出一轍，溫州資本的觸角悄悄地伸到每一個有豐厚回報的行業，地產、煤炭、棉花、油田、水電站……當野草的根企圖進入那些國有企業壟斷、政府管制的行業，巨大的風險也隨之而來。
2005年年底，風雲突變，國家開始對煤炭行業進行整治，對不達標的小煤窯實行“關、停、並”政策。寒流之中，溫州“炒煤團”的發端地——平陽縣水頭鎮，部分炒煤資金開始回撤。央行平陽支行在一份文件中稱，對外投資煤礦的資金流出量逐漸減少，存款增幅出現回升現象。一些撤出晚的溫州商人，損失慘重。在一家六個溫州人合夥投資的小煤礦裏，平均下來，每個人前後至少賠了200萬。
更讓溫州人感到刻骨寒意的，是打壓房地產的“國八條”的出臺。溫州“炒房團”的大批房產投資者資金吃緊。在上海、杭州等沿海發達城市裏，很多溫州人都選擇將房子出租給一些中小公司做辦公用房以獲取利潤。隨着房價的迅速下跌，租價一再走低，甚至連月供也沒法還上，最後大部分人只能全線撤出。
在宏觀調控的大形勢下，溫州人在房地產、煤礦、石油等領域的投資相繼遇阻後，在投資決策上開始尋求專業的諮詢和服務了。調查顯示，有70.7%的投資者希望獲得更加詳細豐富的信息和數據幫助；有41.3%的投資者希望獲得更爲方便的金融機構網點的幫助；有28%的投資者希望獲得個性化的理財專家指導等。
溫州人也有他們的委屈——需要我們錢的時候，把我們當座上賓，等開始出效益了，就想着把我們趕走了；再說，如果不是房市供求關係和經濟增長的緣故，光憑我們溫州人，能把房價擡得這麼高嗎？
究其根本，儘管溫州人一直不停地尋找回報豐厚的投資機會，卻始終沒有按照一條有序的軌道進行正向積累；儘管腰纏萬貫，依然不過是一個弱勢的羣體。因爲敢於冒險，他們在早期的開拓中往往獲得豐厚的回報，一旦投資環境改變，他們卻只能是最終利益的觀望者。而且更不幸的是，他們往往不能選擇平靜地離開，而是在嘹亮的道德號角的討伐聲中，匆匆離場。
逐利是資本的天性和權利。平心而論，沒有人有資格對溫州人多加譴責。
在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進程中，作爲經濟民營化力量的標杆抑或旗幟，溫州人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許是近三十年夾縫中生存的歷練，大風大雨過後，草根的溫州人仍然筋骨不傷——賺不到錢了，大不了就撤。
股冷淡們的“股瘋狂”
削尖腦袋，吃苦耐勞，精明能幹，對錢有非凡嗅覺，這當然是溫州人的脾性。然而，對股市這個看似最有誘惑力的市場，溫州人卻一直敬而遠之。人稱—— “股冷淡”。
溫州人的“股冷淡”，讓同樣以精明、“愛算計錢”的上海人很不懂，早年曾把這當作一項重大新聞。很簡單，對於那些搞不懂、摸不着的虛玩意，溫州人害怕，即使有人玩股票，也偷偷摸摸的——那會被看不起，證明沒本事融到資金、不務正業。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2006年開始，沉寂多年之久的中國股市蓄勢發力，從上證指數1000多點一路猛漲，到今年8月中旬到達5000多點的高位。
在利潤翻倍的強大誘惑下，家底豐厚的溫州人也按捺不住了，他們暫緩在外投資的其它打算，陸續清理手中能夠變現的“籌碼”，將套現來的資金劃回溫州的賬戶。據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介紹，近幾個月以來，僅從上海、北京樓市撤回來的溫州民資就有三四百億元。
基金的銷售在溫州率先火爆。2006年下半年起，開戶數猛增。在申銀萬國溫州的營業所，公司會議室被臨時改成首開戶100萬元以上的大客戶室。爲了開戶不排隊，很多溫州人乾脆集合親戚朋友的資金，湊足100萬元以上抱團開戶。僅今年年初20多天，該營業部基金銷售額高達2.5億，而去年全年基金銷售額不過3億。若你打算投資的是股票，100萬元還享受不到“大戶”的待遇——在溫州，一口氣投個五六百萬是件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一千萬元以上也不少見。
一些有錢人直接介入了股市。老闆太太們炒股，替代了平日裏的搓麻將，一些老闆乾脆將資金委託給一些有經驗的“高手”打理。當這些溫州老闆們開始炒股獲利，更多的普通溫州人也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8月，當溫州的本地企業報喜鳥在深交所上市，得到家鄉人民“錢袋”狂熱的追捧。
起步雖然晚，溫州人學得快，動作更快。經過風險和獲利權衡之後，大陸的A股和B股市場，已經滿足不了溫州人的胃口。一批溫州“炒股團”已悄然轉戰香港。
在“5•30”股市大跌後，有媒體報道，有相當數額的溫州資金迅速轉移到港股。某香港大型券商消息人士透露——該公司員工被溫州老闆特意請到溫州，當晚，該公司爲他們開了50多個賬戶，資金很快就到位，最少有500多萬元，最多高達幾千萬元。另一條未經證實的傳聞，溫州遊資已從香港股市上獲利一個多億。
細心分析，在這一個億獲利或者50多個賬戶的背後，很可能是數百個、數千個，甚至上萬個溫州個體……一個溫州人可能不敢跳出溫州，但幾十個溫州人抱成團了，就敢一起跑到香港下注。
2006年、2007年，全國人民在股市上折騰得起勁。溫州的股民算着股票、基金賬戶上的利潤率，一邊守着自己的底線——小玩玩而已，“賺一筆就走”，流到股市的閒散資金不是主流資金，在溫州人的眼裏，能錢生錢的投資渠道多得很，股市不過是多了一個選擇。如果賺不了錢，就撤出資金。
下一步，溫州人會“炒”什麼呢？——這不，全國人民都眼巴巴地等着看呢。
(責任編輯：陳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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