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9月4日電 (記者尹樹廣、嶽林煒)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學部、國際合作局，日本日中有識者交流會主辦第一屆新中日有識者演講會4日上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報告廳舉行。來自首都學術界、新聞界和大專院校，以及日本NEC等知名跨國企業的近百名代表聆聽了兩國知名學者關於中日關係的精彩演講，並回答了他們的提問。演講會氣氛熱烈，座無虛席，兩國專家提出的許多精闢觀點引起與會者廣泛共鳴。
兩位演講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田勢康弘，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學部主任、學部委員張蘊嶺。演講的題目是：《從中日友好走向中日融合》，《中日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戰略互惠關係》。兩位資深專家在演講中強調：中日兩國官商學等社會各界應緊緊抓住當前中日建立“戰略互惠關係”的戰略機遇期，學會相互尊重，以寬容的態度對待雙方存在的差異，不斷擴大中日合作的戰略互惠基礎，尤其要重視加強兩國民間交往，爲東亞乃至全球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
田勢康弘在演講中說：
在當前的日本新聞工作者中，我是觀察日本政治、觀察日本政治家時間最長的一個人。雖然我並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迄今爲止，無論在我對日本的外交政策還是在對日本的內政問題進行採訪和從事評論過程中，我的腦海裏始終都十分強烈地意識着中國的存在。目前，我在擔任日本經濟新聞客座專欄作家的同時，還作爲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公共經營研究系的教授，從事着對學生的指導工作。
我的人生道路一直伴隨着對中國的思考。1964年我考入大學後參加全國辯論大會時，我的演講題目便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必要性”。我出生於1944年10月，也就是日本年號昭和19年，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我是所謂的戰前派的最後一代人。我出生在中國黑龍江省的黑河。據悉，中國外交部武大偉副部長與我同年出生於黑龍江省。以前我向武副部長談及此事時，還互相笑稱“我們是同學呢”。
我不是日中關係問題專家，但我希望能夠站在最貼近一般民衆的立場，坦率地談談我對兩國關係現狀及今後發展的一些想法。首先是曾極大地阻礙了日中關係發展、使日本的亞洲外交陷入困境的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的最新變化。近一年來，日本民意和政治家的態度都發生了戲劇性變化。現在，即使與靖國神社關係十分密切的“日本遺族會”也在探索新的方式，希望甲級戰犯的祭祀問題能夠得到民衆的支持又不致成爲重大外交課題。今年8月15日“終戰紀念日”這一天，參拜靖國神社的內閣成員只有一個人。而一般參拜人員也從去年的23萬人劇減了8萬人，只有15萬人。不可否認的是，的確有一些勢力和政治家妄圖進一步擴大該問題，從而起到刺激中國和韓國的目的。但我認爲，我們對此不應予以理睬，切不要陷入這些勢力所設下的圈套，這一態度十分重要。
我本人也是日本舊軍人的後代，但我想只有極少數人才會把靖國神社當作日本人的精神支柱。畢竟沖繩戰役中死去的沖繩市民、死於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的犧牲者沒有一個被祭祀在那裏。日本政治家們去參拜大多是希望電視裏播放自己參拜的圖像，所以他們才成羣結隊，故意招搖着選在8月15日這天前去參拜。而真正有心的政治家或認清甲級戰犯共同祭祀問題的政治家則是悄悄地參拜的。問題鬧得越大，爲了引人注目而參拜的政治家就越多。
我們的相互關係如此密切，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經走過了30個年頭，可我們竟沒有能夠充分地互相瞭解。反而似乎雙方都在向壞的方面去解釋對方的言行。至少99.9%的日本人都不希望日本恢復軍國主義、沒有打算把臺灣殖民地化、也沒有想過要進行核武裝。不能否認一部分右翼勢力或許心存此念，但它絕不可能成爲主流想法。如果我們遭到的指責是以這種絕不可能的內容爲前提的，勢必會產生反感牴觸。
我認爲，當我們展望今後的中日關係時，應該從改善關係、維持關係中發揮主要作用的因素中，把政治挑揀出來，去建設一種卷裹了所有層面的關係。就是說，我們不應該建立那種只侷限於政治、外交、投資企業等只有部分接觸面的關係，而是應該建立一種包括文化在內的廣泛接觸面的關係。兩國應該從日中友好走向日中融合。當我們考慮日中關係時，不能總是拿出遣唐使和鑑真和尚來說事，每個國家的成長和發展都應該成爲對方國家的幸福所在，我們無論在結構上還是在地緣政治學上，抑或在漢字、儒教文化方面，都分享着共同的內容，兩國彼此尊重、攜手共進才能夠實現亞洲的安定、世界的和平。
只要我們能夠在各個領域都形成民衆層面的密切關係，無論政治上發生什麼齟齬，都不至於產生大範圍的影響。爲此，我們是否應該超越“友好”的水平，力爭實現“融合”呢？在互相尊重自主性的同時，應該儘量擴展能夠相互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對於有利害衝突和存在着認識方面對立的問題，我們應該設立類似“賢人會議”這樣的組織，頻繁對話，以謀求理解驗證。在日中邦交正常化35週年之際，我深深地爲在雙方民衆層面上相互理解程度的不成熟而感到焦慮不安。
我認爲，在日中關係中民族主義是不會產生什麼作用的。我們應該尊重對方、寬容對待雙方之間的差異，以高度的道德姿態尋求贏得對方尊敬的方式。
去年10月的日中首腦會談中使用了戰略性互惠關係這個說法。我認爲它表明兩國政府要消除日本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共同尋求面向未來的友好關係的態度。今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日時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中說，中日兩國無論在亞洲還是在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國家，中日關係不僅對亞洲地區，更會對全世界帶來重要影響。我們要站在這個角度，強化協調與合作，共同維持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推動東亞地區的合作進程、振興亞洲。我堅信：兩國的廣泛交流一定能夠給日中關係帶來光明的未來。
張蘊嶺教授的演講着重闡述了三部分內容：東亞合作的發展，中國的新區域觀與政策，中日構建戰略互惠平臺。他說：
東亞地區合作的啓動機是1997年7月爆發的金融危機。“東盟+3”是一個以經濟合作爲主題的地區合作機制，在這個機制框架之下，東亞國家推動了許多實質性的合作。
東亞經濟上的密切連接與政治、安全的分離並存。在這種二元結構中，如何取得統一的區域主義政治認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歐洲推動一體化是在二戰後建立的“統一的西歐新秩序”基礎上開始的，經濟、政治、安全不存在分野，布東亞的情況與歐洲大不相同，是要在一個分裂的地區緩慢實現統合。
大國間，主要是中日之間存在發展、戰略、安全以及歷史認知上的差別，兩國就區域主義的定位和目標取得協調和統一，難度很大，中日缺少共識，就沒有東亞的區域主義深度發展。日本的東亞區域主義戰略處在一種模糊的狀態，在東亞所採取的主要是平衡中國的戰略，這樣很難與中國進行協調。
東亞地區合作爲中日構建了一個共同參與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構建和發展兩國間的戰略互惠關係有着廣闊的空間。
在東亞合作中，中日有着共享的利益。中日經濟已經構建了相互依存的密切關係，這個關係更多地體現在東亞地區的生產網絡中。因此，推進東亞地區的金融合作，構建地區金融穩定與安全合作機制符合兩國的利益。構建東亞自由貿易區，消除貿易和投資的障礙，有利於降低交易和生產成本，使生產投資和服務的分工網絡的進一步深化。因此，中日應該共同努力，循序漸進的推動東亞地區的合作進程逐步發展。
同時，逐步發展東亞地區的政治與安全合作也符合兩國的利益。通過這樣的合作，兩國創建共同的利益平臺，降低安全分野(軍事同盟)所造成的分割與對立。這樣的合作奉行新安全觀，不是以第三方爲敵人，一方面起到平衡現行安全體系的作用，另一方面發展新的安全機制，對現有的體系進行補充，一舉兩得。
另外，中日合作的領域還應該擴大到環境、氣候、資源和社會與文化領域，這樣可以構建更爲廣泛的平臺，擴大中日合作的戰略互惠基礎。
應該看到，出於多方面的原因和考慮，中日之間在地區合作上有着明顯的戰略與利益分歧。有分歧是自然的，問題是要溝通、協商和合作，要共建平臺，而不是拆臺。中日之間缺乏這樣的溝通與協商，這在別國看來，中日是在競爭而不是在合作。中日要在東北亞自貿區建設、東亞自貿區建設和東亞安全合作機制等重要戰略性問題上進行協商，尤其要構建穩定的和經常性的高層溝通協商機制。
值得指出的是，中日在東亞地區合作不僅僅是爲兩國的利益，也是爲了地區的利益，甚至是全球利益。沒有中日之間的合作，就不會有東亞地區合作進程的深入，更不會有“東亞共同體”的未來。
中日關係由過去的強調友好，到在強調戰略互惠，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更是一個深入發展中日關係的機遇。這是一個大戰略，要落實這個大戰略需要誠信和共識，更需要實際的行動。
兩位演講者均爲中日兩國知名學者。田勢康弘(Tase Yasuhiro)系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教授、日本經濟新聞客座專欄專家，1944年出生於我國黑龍江省黑河，1969年在早稻田大學第一政治學系政治學專業畢業後，進入日本經濟新聞社會學部工作，1972年轉入政治部工作。1997年，他任日本經濟新聞社論副主編，2004年爲專欄作家，2006年至今任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教授。
在他作爲日本經濟新聞記者的38年間，曾採訪過從佐藤榮作到安倍晉三的歷任19任首相。目前在爲早稻田大學執教的同時，他還爲日本經濟新聞撰寫評論，同時還作爲特約評論員活躍於電視節目中。出版有多本有關日本政治、新聞業等方面專著，同時以筆名“黑河小太郎”從事政治小說創作，系一名多才多藝的教授。
張蘊嶺教授1945年5月出生，曾長期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兼日本所所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中國亞太學會會長等職。曾撰寫過《世界經濟中的互相依賴》和《探求變化中的世界》等多部學術專著。
日本日中有識者交流會成立於2003年7月，由日本NEC和全日空等10家知名企業發起並組成。其宗旨是通過舉辦演講會和自由討論等方式加強中日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以建立值得信賴的中日經濟關係。交流會現任主席是日本知名企業家、NEC(日本電氣株式會社)會長佐佐木元，代表理事爲全日空綜合研究所代表取締役社長濱田健一郎。
到目前爲止，交流會已在北京和上海兩地成功舉辦了8場演講會，受到中日社會各界廣泛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