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8月21日發表文章，題目是"人道主義行動可能掩蓋帝國圖謀"。文章指出，在諸如達爾富爾、車臣等問題上，人們往往被西方人道主義言行所迷惑，看不到在其背後的仇恨、傲慢和侵略的帝國主義意圖。文章摘要如下。
即便那些批評人權組織幼稚可笑、不負責任的西方觀察家，通常也認為它們的動機很單純。當然，諸如大赦國際、『人權觀察』組織之類的許多人權組織的確非常崇高，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在美國自身的行動大大破壞了人們對美國在世界道義主張的尊重之際，打著人道旗號進行帝國主義宣傳，是美國及其盟國現在還在使用的手法。
考慮到中國、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崛起，這一做法尤其危險。這些國家對個人權利、集體權利與國家權利之間的平衡有不同看法。還必須記住一點：避免與穆斯林世界發生不必要的衝突對西方的安全保障至關重要。人權組織具有的道義絕對論特點，太容易被沙文主義勢力利用來阻撓與其他國家的必要妥協與合作，哪怕是在與人權毫無關系的問題上。
然而，另一方面，西方社會既不能也不應放棄它們作出的在全世界推廣人道主義的重要承諾，因為這是我們對人道主義作出特殊貢獻的動力。因此，西方需要建立一套非正式的道義和理性標准，這樣我們就可以根據這些標准來檢查西方發動的各項運動，及其對價值、誠實和效用的維護。
無論是在人類歷史上還是在今天，我們現在所說的人權主張還可以被用來助長仇恨、傲慢和侵略言行。
所有西方國家都以非西方社會的野蠻為借口將其征服，它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這一傳統體現在法國總統薩科齊不久前發表的以下聲明中：法國總是捍衛人權，她自己從未犯過反人類罪行。對法國的前殖民對象而言，這一聲明令人震驚。
如今，從達爾富爾和車臣問題可以看出動機的不純和行動的好壞參半。支持西方在這些問題上發動人權運動的人，大多並不比別人更關注其他地方受壓迫的穆斯林少數民族，也不比別人更關注該地區更廣泛的利益。達爾富爾和車臣問題上的人權運動都有這樣的特點：完全是片面的，不屑於去了解這些地區的情況，對待傷亡數字的態度更像是戰爭宣傳，而不是負責任地倡導和平。如何贏得並維持和平本來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可是這些人權運動卻表現得漠不關心。
於是，很難讓人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達爾富爾問題之所以得到那麼大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阿拉伯人的敵意和美國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行動。很多時候，美國積極的人權活動似乎並不關注達爾富爾、蘇丹和該地區在和平與發展方面的真正需求。
至於車臣問題，雖然我知道有很多道德高尚的人正在那裡忙著解決人權問題，但也不得不指出，說到關注車臣問題的大多數美國政治家，他們最主要的動機不是對車臣人的同情，而是對俄羅斯的敵意。如果車臣叛亂分子是某個親西方國家的國民，那麼這些美國官員會積極地支持這個國家對車臣叛亂分子實施無情的鎮壓。
這種負面的動機既有道德上的問題，也造成了現實的問題。我們看到，上世紀80年代，西方支持阿富汗抵抗蘇聯，這樣的做法表面上看起來富有正義，實際上是因西方對衝突一方的敵意，而不是對衝突另一方的真正支持驅使的。最終的結果是，當眼前的衝突結束後，西方迅速變臉，采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對阿富汗根本不聞不問。
因此，在評價特定的人權運動時，應該問幾個基本的問題：到底是同情還是仇恨驅使他們采取行動？他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本著對相關地區認真負責的態度？參與西方人權運動的個人和組織究竟作出了多大努力來研究這些地區及它們存在的問題，而不是僅僅擺出正人君子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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