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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爲民工維權的律師帶着悲憤“吼”出了一句：“又有一羣‘狗日’的跑了！”直指農民工。頓時，網絡上沸騰了，指責、辱罵聲鋪天而來——周立太，一個頭頂“民工保護神”光環，卻公開叫罵的律師，再次成爲焦點人物
走在深圳龍崗區路上，隨便找個殘疾人或者打工族問問，你都能聽到很多有關周立太的傳聞——600多次帶領民工狀告政府；工商管理部門強行沒收他的律師證；險些被某些領導趕出深圳；臺商聯合起來致信要挾深圳政府——“倘若不把他趕出深圳，將集體撤走”……，這些都是他11年來做律師的“傳奇”。
他在深圳打工族裏享有盛名，並留下了“代民工泣血上訴，怒打百起工傷官司”的佳話。他把傷殘打工者接去包吃包住包訴訟費，承接了全深圳95%以上的打工仔工傷索賠案，曾經以100%的勝訴率打贏了200多件官司，而且引起了吳邦國、尉健行等國家領導對打工傷殘者的重視。在打工者心目中，他是“保護神”，而對另一些人來說，他是眼中釘。可前不久，這位民工的“保護神”又對民工開罵了，這是爲什麼呢？記者專訪了周立太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周立太，尋求問題的答案。
《財經時報》：律師被視爲精英階層，那麼作爲精英您爲什麼撰文罵民工呢？
周立太：被逼的。2005年11月，我接到一個電話，稱東莞利興塑膠五金製品有限公司的香港老闆跑了，尚欠員工工資百萬餘元，希望獲得法律幫助。在接受委託並與民工代表簽訂好合同後，我立刻向東莞市勞動爭議仲裁委申請仲裁。此案經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後作出判決，由用人單位支付王天鬆等工人70餘萬元經濟補償金及拖欠工資。2007年8月15日上午這些工人在東莞市人民法院執行局領取了賠償款。但是，拿到錢的民工隨後四分五散，對於律師所財務人員提出的按照合同約定收取律師費的請求根本不予理會，7萬元律師費就此化爲泡影。連差旅費都難以收回。
另外，我的律師事務所已經有兩個月沒開工資了，員工的情緒也不穩定，碰到這種事能不生氣？
《財經時報》：現在周立太律師事務所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呢？
周立太：我們律師事務所在重慶，深圳也開了一個分所。現有的42名律師全部從事農民工案件。這些律師以前也全部是農民，後來才考上律師，這些有農民背景的律師爲農民工要工資還是很有激情的。但是，這11年以來，我們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流動性也非常大，因爲我不能支付他們很高的工資。
《財經時報》：您這麼熱衷於給民工打官司，與您的出生和經歷有關嗎？
周立太：坦率的說，我就是農民，戶口還是爲了孩子讀書方便，最近才轉到重慶的。以前我在外面打過三年的工，也是農民工，所以現在不會歧視農民工。
《財經時報》：第一次沒有拿到律師費是什麼時候？
周立太：第一次沒有拿到律師費就是我第一次打官司的時候。那是1998年關於彭剛中的案子。1996年，他在工作中不幸被機器壓斷左上臂。仲裁只判了3萬多，而我幫他打官司爭取到了17萬。在打官司期間，他和我住在同一個鐵皮小房子裏，也知道我的情況。當時我正處於非常拮据的時期，連出門坐車都不敢坐空調大巴。就這種情況下，我也沒有拿到自己的律師費，後來彭在採訪中公然宣稱：自己本來不想打官司，只是因爲周立太許諾可以獲得三、四十萬元的鉅額賠償才繼續打的……此案曾經轟動一時，最終我告他侵犯名譽權被判勝訴，但還是開心不起來。
《財經時報》：那您接手最大的賠償案件有沒有拿到律師費？
周立太：可以說是沒有拿到。1999年深圳金龍公司的劉濤案，因工傷失去了兩隻手。當時仲裁只判給她賠償11萬，後來經過打官司爭取到了130多萬，然而就是這樣，我也只象徵性地拿到了1900元律師費。
《財經時報》：每次面對逃避律師費事件時，您心裏怎麼想？
周立太：人是要講良心的，我也相信社會存在正義和公平。但是，很多人讓我很失望。
每當看到那些農民工的慘狀，甚至他們跪在我面前時，我總是會心軟，接受案子。但是，一旦官司了結，就算我去跪他們，他們卻不理會。這十一年來，我遇到很多農民工官司打輸了就繼續投訴，贏了就跑的情況。我經濟上受傷，他們心靈上受傷。
《財經時報》：您認爲農民工逃律師費、不講誠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周立太：我認爲周立太的出名是社會和政府的悲哀，是這個社會畸形的產物。我的出名是用農民工的工傷，用斷手斷腳換來的。
現在有一個突出的問題：農民工的普法問題成爲一個空檔。我有專門的一間屋子用來存放這些農民工官司的檔案，已經整理了3000多份，還有好多沒有來的及打包整理。這都是當代中國農民工的縮影，有了這些，我可以驕傲的說，對於中國農民工，我最有發言權。
《財經時報》：您認爲除了罵人之外，還有其它的解決方法嗎？
周立太：這個問題困擾我11年了，沒有，應該是沒有了。我收不到律師費，受了氣，總得讓我發發牢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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