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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俄羅斯人已不再接受蘇聯時期統一口徑的意識形態話語。他們知道以前那套史學觀是按照左右歷史、駕馭歷史、改造歷史和按照統一的口徑教誨民衆原則設計的，當時的提法是，歷史科學的作用是“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
而中國人的認知來源，基本來自於先有斯大林的結論而後填充史料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導的十月革命20週年獻禮片《列寧在十月》。
也許有人會說，由於政治立場各異，不可能存在一種各派均能接受的觀點，但是，力求史實的客觀性、真實性、公正性，儘量在原始檔案的基礎上真實地再現這場革命，應當是嚴肅的史學家的追求標準。至於價值評判的結論，也應該是建立在真實歷史體系之上的以史據論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確”的雄辯真理的論點，如果是以人爲編造的虛假歷史爲依託，則既經不起歷史考證的層層辨析，也無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論邏輯體系，只能是海市蜃樓般的空中樓閣。說穿了，這種歷史觀不過是玩弄政治投機、爲政治服務的歷史，是爲尊者諱而隨意剪裁的歷史。
“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這句話，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國時說的，他的原話是，我們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一個鐵與血的紀元”，這後半句話雖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實質，卻因爲充滿殺戮氣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後來毛澤東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僅開闢了俄國曆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所以現在我們把十月革命作爲世界現代史的開篇，認爲它是20世紀最偉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開創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新時代，在資本主義統治延續數百年之後人類開始向社會主義邁進，至今時代的基本矛盾沒有發生變化”(陳湘泗語)。
1917年的俄國革命處在這樣一個高度後，以它爲題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棟，可以數十萬計。蘇聯僅1958-1959年就發表了7千多部著述，數字大得驚人，卻罕有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絕大多數是千篇一律、內容重複的應景之作。就連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蘇聯科學院院士明茨也說，至今沒有一部像樣的總結性著作。白俄學者德·阿寧說得更坦率，“每個獨攬大權的領袖人物，實際上自己就是歷史學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統治是最沒有歷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認爲“那是一個撒謊年代的撒謊產物”。克倫斯基說“蘇聯關於十月革命的歷史著作都是贗品”。西方普遍認爲蘇聯對俄國革命的描述缺乏邏輯、貧乏無力、殘缺不全。蘇漢諾夫等一些親身經歷這場變革的社會主義者則認爲，蘇聯時期的研究除了對19世紀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實狀況的敘述外，絕大部分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從黨史的編年史中刪除一個個參與者的“非難過去政治”、爲黨內鬥爭中勝利者貼金的著述，不僅把作爲科學的秉筆直書的歷史毀滅，而且導致了正直歷史學家本身的肉體消滅。
過去我們從意識形態出發，認爲這些人統統是站在反動的立場上抹煞十月革命的歷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現在俄羅斯本國也很少有人對蘇聯時期的那套說法感到滿意，俄國人現在很少談“宏大敘事”，評價體系已經多元化，更多的是從基礎檔案做起，先把細小環節的真正史實搞清楚，然後再作價值評價。一個是有沒有的問題，另一個是對不對的問題，這是兩個層面，在第一個層面是可以取得相對一致的認同的，而在第二個層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檔案面向公衆開放，我國也相繼翻譯出版了多卷本的《蘇聯歷史檔案》，中國人在閱讀了大量第一手的歷史檔案以後，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觀的、合乎科學、儘可能接近於歷史真相的俄國革命史，那就是中國“蘇聯學”研究的失職。踏踏實實地直面真實的歷史，讓這場已經過去近一個世紀的俄國革命恢復“信史、良史”的面貌，纔是歷史唯物主義所要堅持的立場。
現在俄國的思想界承認，革命很難自行產生新的東西，革命從來不會摧毀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張好畫最新最美圖畫的白紙，傳統的惰性無處不在地在發揮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個階級，原來建築其上的整個文化心態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因此毫不奇怪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皇權主義的個人崇拜、宗教審判般的非法鎮壓、缺乏競爭的大鍋飯……”這些中世紀的風習會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遊戲中，倫理道德被徹底顛覆，“惡”成爲一種制勝的法寶，心慈手軟者都會成爲最早的出局者，這樣一種“善良淘汰機制”甚至會比它所顛覆掉的舊體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過程中造就的“道德虛無主義”者只能把世界分爲紅黑兩個陣營，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帶均被視爲敵對的營壘，非此即彼的鬥爭便成爲一種常態，只能以嚴酷的鎮壓體系和恐怖手段維繫凝聚力，以強化集中制、等級制、兵營制的高壓職能來對待異端。在這樣的社會中，真誠、相愛、善良、仁慈、溫情都將被掃進“資產階級的垃圾堆”裏，在這種道德時尚的主宰下，人性惡的一面會大大釋放，只會距離理想越來越遠。
俄國思想界對這場革命有着深刻的總結，他們認爲，改革與革命是一對互動的矛盾體，作爲執政集團沒有哪一個會願意革命，他們處理社會危機的思路也是從自上而下的改革開始。但是由於統治者主導的改革會過多地從既得利益出發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層民衆便會對上層充滿了仇恨和鄙視，民衆中“當權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將迅速地積累起破壞現存制度的“強大社會力量，在提出激進要求的同時，激進知識分子喚起民衆付諸行動，憤怒的情緒迅速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而知識分子在民衆身上找到的僅僅是模糊的本能。這種喧囂聲表面上看起來是民主個性的覺醒，但當革命的破壞性發揮完以後，喧囂聲沉寂下來以後，我們卻發現除了改換了統治者以外，沒有留下任何有益的東西。存在的可能只有兩種：暴民政治以及它復歸後又一次輪迴到專制制度。在民粹派“爲民謀幸福”的假象背後不過是少數精英愚弄“羣氓”的一種手段，人民從來都不是社會的主人。歷史將反覆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對“骯髒自由的革命”之間震盪——我們可以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他們的很多思考與警示值得我們借鑑。
2007年俄國重印了索爾仁尼琴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寫的《關於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單行本的形式在俄羅斯發行，並被列入行政官員的必讀書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執政角度防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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