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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左右中國富人安全感的因素很多，其中尤以政策和輿論爲重。
處暑過後的一場中雨，讓中國首都北京
開始了一年當中最爲美麗的金秋季節，也讓住在北京著名富人區“棕櫚泉”的周桐心情變得格外的好，望着窗外朝陽公園中清亮的湖水，他有了去郊外釣魚的衝動。
周桐是北京一家著名餐飲企業的老闆，1992年，當時身爲廚師的他從四川成都
隻身來到京城闖天下，憑藉家鄉富有特色的“水煮魚”和“香辣蟹”兩道菜，周桐在征服飯館老闆和顧客口味的同時，也開始積累自己的財富和事業。到2006年底，他已在北京擁有總面積超過3500平方米的6家川菜和湘菜館，個人總資產也超過了1億元。
雖然很有錢，但身居北京的周桐在記者面前仍不承認自己的富有，他更願把自己當作一個“成長中的淘金者”。
9月3日，星期一，周桐去了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的某處釣魚池。和其他釣魚者不一樣的是，除了攜帶自己特意從日本買回來的全套釣具外，周桐還帶了兩個保鏢，外加兩支獵槍。
“競爭一激烈，就免不了麻煩，這樣以防萬一。”在向記者解釋保安措施時，周桐努力使自己表現淡然。
周桐對安全問題的警惕，只是很多中國富人心態的縮影。
富人血案的輿論效應
9月1日中午，周桐接到了哥哥從四川老家打來的電話，原來在此前一天，四川廣元市發生一起爆炸案件，當地一名身價千萬的煤老闆被炸死在自己的車上，看到這樣的消息，哥哥就忍不住聯繫一下弟弟。
“他們的消息有時比我還靈通。”周桐笑着告訴記者，近些年來全國各地時有富人遇害的消息，家裏人也因此越來越擔心他的安全，常常一邊擔心一邊打電話叮囑他。
家人擔心周桐的安全並非沒有依據。大約從2003年開始，北京的川菜和湘菜競爭日趨激烈，因爲生意上的競爭，周桐也曾被鄰店的老闆威脅過，而他也聽說某位來自東北的老闆曾幹過報復傷人之類的事情。
“說不擔心安全，那是假話，每當看到報紙上報道哪裏有富人被殺，我們圈子裏的朋友就會議論半天，大家總感覺不太安全。”周桐說，“不過仔細想想，那些被害者也許真的和兇手有深仇大恨，一般情況下應該不至於遇見這樣的事。”
媒體傳播的悲觀消息，混合着中國傳統文化中與人爲善的精神，讓周桐和他的“圈內人”時常忍受矛盾的煎熬。
但在“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思想指導下，周桐還是悄悄地加強了自己的安全戒備級別。
2003年底，他以月薪一萬元的酬勞聘請了一名衛戍部隊退役的武林高手，替換了自己原來的司機，促使他作這一決定的是因爲當年8月北京警方破獲了一起系列搶劫案，該團伙先後搶劫6輛奔馳、奧迪等高檔轎車，並且從不留活口；
2004年5月，周桐又聘請了一名從武警部隊退役的散打高手爲自己的專職保鏢，是年，香港
富豪林漢烈被內地殺手槍殺的新聞鋪天蓋地，讓周感到有必要加強防衛；
2005年7月，周桐在已有一輛奔馳轎車的情況下，又購買了一輛沃爾沃S80，因爲別人不止一次告訴他，這款車是“最安全的車”，買車前一週，周桐剛和鄰店老闆發生過一場爭執，後者警告他“小心車禍”；
2006年9月，周桐說服四川一名特警辭職，來幫他接送年僅3歲的兒子上幼兒園；
2007年8月底，周的兩名保鏢買了兩支雙筒獵槍。買槍前保鏢告訴周桐，就在一週前，湖北十堰發生了一起富豪被當街槍殺的血案。“我自己不持槍，他們也要依法持槍。”周桐解釋說。
在矛盾中找樂
在中學時候，周桐就喜歡戶外運動，成家立業後，這個興趣依然沒有改變。和他一樣，在北京的圈子裏，周桐還有三五個朋友有同樣的愛好。
不過，愛好歸愛好，在北京想真正玩一把，是很難得的事情，原因還是在於“安全”。
2004年7月，周桐駕駛着自己的奔馳車，與朋友來到郊區某處山中游玩，但一件小事，不僅盡掃他們遊玩的興致，而且讓他們差點遭羣毆。
那一次，他們開車遠離遊玩人羣，來到一處人跡罕至的山腳。未料，汽車的喇叭將山中的一隻羊嚇得掉下了2米多高的山崖。羊的主人立即跑出來交涉，要求“至少賠一萬元”，主人聲稱，摔傷的羊是純進口的種羊。
周桐和朋友們知道遇到了麻煩，但因爲手機信號不好，無法報警。剛想理論幾句，不知道從哪裏又鑽出3個手拿鐵鎬的人。被這架勢一嚇唬，周桐趕緊賠了錢走人。
周桐一點也不忌諱提及自己的那次經歷，他說：“破財消災，天經地義。”在他的朋友看來，賠錢免災是“王道”。
“很明顯，人家看準了我們有錢。目的也只有一個，錢！我們幹嗎要爲了錢去冒生命風險呢？”同爲餐館老闆的周桐的朋友對《法制週報》記者解釋他們的心態。
即便如此，周桐和他的朋友仍然都認爲，“中國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他們都認爲，在中國，只要沒有幹什麼壞事，沒有“深度得罪”過誰，一般還是比較安全的，但財富依然是中國富人的包袱之一。
周桐告訴記者，萬一保鏢不在身邊，他最好的選擇就是呆在家裏不出去，或者去商場裏轉轉，這時候，他通常穿着最普通，錢包裏沒什麼現金，卡也藏在身上最不易被發現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很少自己開車單獨外出，“因爲受不了那些異樣的目光，好像車是偷來的或是搶來的。”
“一方面是覺得這個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也擔心安全，但即使有這些矛盾，我還是要去找樂子，否則生活就沒意思了。”周桐說。
百寶箱裏的祕密
周桐曾經向《法制週報》記者展示過他的一個白色鋁合金密碼箱，裏面裝的既不是現金也不是票據合同，而是花樣繁多的安保器材。
其中包括防彈衣、高壓電棍、三截棍、強光手電筒、夜視鏡、大功率對講機、手銬、軍用匕首、狼牙棒、鋼製護膝護臂和坎肩等物品。
整個一套行頭買下來，花了周桐1萬多美元，其中光防彈衣就花費了5000多美元。但對這種花費，周桐一點都不嫌多，他說：“我就把這些當成基本的安全投資，你想想，如果一不小心被人砍上一刀，醫藥費恐怕都不止這麼多錢。”
周桐和他那位朋友都證實，這套行頭在北京很多富人家裏只能算是平常“裝備”，“真正牛的是有槍，有的人還有衝鋒槍。”周桐和朋友們都知道在中國非法持槍是犯罪行爲，但有人爲了安全，還是願意冒這個法律風險。
一些朋友勸周桐也去買支衝鋒槍，他們說，在雲南邊境的地下武器交易市場中，一支軍用摺疊式衝鋒槍的價格目前爲5000元到1萬元人民幣，這對於有着億萬財富的周桐們來說並不是大數目。
但周桐的想法不一樣，他認爲，居住在北京，街頭治安還是很不錯的，不管白天黑夜，都有警察、警車和武警巡查，“整體上給人很安全的感覺，所以沒必要買槍。”
富人的安全指數
爲了掌握富人的安全感，9月初，《法制週報》設計了一組有關安全感的調查問題，這些問題專門面向富人，以電話訪問的方式對生活在北京、上海
、廣東、湖南、吉林等5省(市)的53位富人進行了調查統計。之後，記者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
這份不完全隨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富人對整體的社會治安還是基本滿意，但同時對自己周邊的小環境不太滿意，可見他們生活在矛盾的心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富人心目中，最能影響安全感的恰恰是國家的制度即法律政策。周桐告訴記者，修改憲法時明確國家保護私有財產，大家一下子覺得安全感增強了很多。今年物權法的頒佈實施，再次增強了他們的信心。
緊隨法律政策之後，媒體的報道也能左右富人對安全形勢的判斷。對此，周桐的話也許很有代表性：“每當媒體報道哪個富人被殺或遭橫禍，我就又愛又恨，愛的是有這個消息讓我及時知道，恨的是怎麼又來打擊我的安全信心呢？”(文中人物爲化名) 本報記者艾羣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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