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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湯涌
面對面地坐着，大家才明白一方不是固執地留着獅子髮型的保守派政客，另一方也並不是電視上那羣頭綁布帶偏激地怒吼着的球迷們。但是想讓中國和日本像法國和德國那樣組織一個“亞洲聯盟”，雙方還需要更多的信任
日本衆議員岡田克也忍不住在8月28日上午的第三屆“北京—東京”論壇上提到了中國青年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2005年北京亞洲盃決賽後，日本電視臺拍下了一些情緒失控的中國球迷的鏡頭，這些鏡頭在日本多家電視臺被多次播放。看了這些鏡頭的岡田對中國青年人到底是一種什麼狀態毫無信心。
岡田是日本民主黨副代表和前任代表(該黨黨首稱代表)，日本最大在野黨的第二號人物。7月29日，日本民主黨剛剛在日本參議院選舉中大勝。按照日本學者國分良成的說法：“他們以後可能會執掌政權，所以你們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向他問。”
去年8月3日在東京參加第二屆“北京—東京”論壇的安倍晉三，當時的身份是官防長官，現在則是日本首相。
岡田對中國青年的擔憂並不僅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着日本國內相當一部分人的憂慮。中國的80後到底是熱愛和平喜歡對話的一代人，還是如有些日本媒體所描寫，是一批狂熱的偏激分子？
溫家寶總理“融冰之旅”後，中日間大規模的青少年交流重新開展。南京大學天文學專業研究生孫宇飛不久前去日本進行過短期的學術交流。訪問過日本後，孫宇飛對日本的看法與前大不相同。按照有些同學的戲言，是“他投降了”。“日本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親眼看一看，很不一樣。”
他是在網上報名並被幸運抽中參加此次論壇的普通網民之一，爲此他專門坐火車來北京參加這次論壇。孫宇飛對岡田的疑問的看法就是：我們對對方都不放心，是因爲我們彼此不瞭解。
去掉了一面牆的討論
8月28日下午，“北京—東京”論壇北京大學分會場在百年講堂展開，該會場的討論主題爲“中日關係與亞洲未來”。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學者和媒體人與中國大學生們坐在了一起。
會場的主席臺看起來有點像一個辯論會：中方的出席代表是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趙啓正、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王英凡、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賈慶國和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巖鬆。
日方代表是岡田克也、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公明黨議員上田勇、自民黨議員竹下亙(前首相竹下登的弟弟)和麗澤大學教授松本健一。雙方各有一位主持人：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和慶應大學教授國分良成。
去年相應的分組論壇是閉門會議，按照趙啓正的話說：“今天的討論本來這邊有一面牆的，是一個內部討論，今天把牆拆開了，請同學們參加，所以後半段還要請同學們進行討論，對北大的學生真是羨慕，在我們上學的時候沒有這樣的機會。”
本次“北京—東京”論壇由中國日報社、日本言論NPO和北京大學共同組織的。第一屆論壇在2005年舉辦，當時也是中日雙方關係陷入冰點的時候。
事隔兩年，經過了安倍的“破冰之旅”和溫家寶總理的“融冰之旅”之後，經過北京大學與日本言論NPO的調查，58.9%的中國市民、49.9%的大學生認爲雙方關係有所改善。對雙方關係樂觀的人總體上超過了持悲觀態度的人。
在這種好轉過程中，民間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身陷困境，剛剛完成改組內閣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給本次論壇寫了一封長信，以表示他對此論壇的重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賈慶國教授說，“現在我們設想這一論壇能連續舉辦10年”。
當然雙方從來不是一團和氣。在上午的論壇主會場上，日本言論NPO代表工藤泰志就說過，這個論壇應該是一個“可以吵架的地方”。
日本政治家的尖銳問題
臺上的4名日本政要和一名日本學者，無一例外地出生於1945年之後，這一批被日本稱作“戰後出生的一代”的政治家，在日本政壇上正當壯年。除了岡田出生於1953年之外，另外幾位都是40年代後期出生的，和多數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學生們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不多。
即使在中國媒體眼裏，“80後”一代也是經常會受到批評的一代人。
岡田克也說：“能跟中國的年輕一代交流我很高興。我經常在考慮，年輕人怎麼思考問題。我有一個21歲的女兒，我總是無法理解她的想法。我和各位除了年齡上有差距，國家也不同。相信我們互相理解會更加困難。”
“我想向你們提三個問題，我擔任民主黨代表期間，中國青年發動了反日 遊行。網絡世界裏，提倡中日友好的兩國人都被本國人攻擊，中國青年攻擊日本領事館和企業，你們怎麼考慮狹隘的民族主義？日本作爲和平國家60多年了，1972年以來援助中國，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媒體爲什麼不多說一說這些事，中國爲什麼不支持日本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國內的貧富差距挺厲害，城市與農村有差距，城市裏居民和農民工有差距，城市之間也有差距，中國的青年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他把三個尖銳的問題拋給了臺下的青年觀衆。這三個問題連網站直播員都停了手沒有再錄入。
“大家把外衣脫掉，不要正襟危坐吧！”國分良成在岡田發言完畢時說，他努力調節一下現場的氣氛。
王英凡在岡田的發言結束後回答了他的大多數問題：“在和平和安全方面，我們兩國還有一些不信任，這是我們的軟肋。當初亞洲盃事件之後，中國政府是高度重視的，至於日本戰後在亞洲發揮的作用和給予中國的援助，溫家寶總理也代表中國政府表示了態度。”
“至於日本入常，時機選擇得都不對，那年中日兩國關係那麼緊張，兩國領導人見面都困難，中國怎麼可能支持日本？那年我們外交部老被老百姓罵，說我們太軟，要給我們補鈣。”王英凡說。
最後一個問題被一位提問的女生順便回答了，“貧富分化問題是我們中國這一代人面臨的問題，我們會努力的”。
公明黨經濟委員會的上田勇議員說，“日本也面臨着城鄉差距、少子高齡化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經驗可以和中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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