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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鄭思琪報道：與工廠對抗，工人似乎是天然的弱者。但是，今年以來東莞陸續出現工人爲了討薪圍堵工廠；爲了給在工廠暴亡的子女索要賠償，在工廠內焚燒紙錢……凡此種種情況的發生，不禁讓人疑惑，工廠是否正在淪爲弱者？
爲何越來越多的工人維權，喜歡“拉幫結派”；爲何上萬元的賠款，動輒被放大成“上十萬甚至上百萬元”？帶着這些疑問，記者連日採訪了工人和工廠，以及在工人和工廠之間斡旋的中間人，試圖解讀這一現象。
羣體出動
只爲了“嚇唬嚇唬”
譚永洪從東莞鑫某模具廠離職出來以後，工廠還欠着他一個月的工資1100元，不算很多。但他帶着老婆跑了幾趟，工廠老闆徐某仍然不願意讓步，“既然你不想幹，就別想拿這筆錢了。”這是今年3月初的事情，譚永洪的重慶老鄉譚忠厚與記者談起這段經歷時，還記得當時連元宵節都沒過完。
回到位於長安鎮的出租屋裏，譚永洪向同住一棟樓的老鄉們說起了白天的經歷。譚忠厚當場就跳了起來，“人家又沒偷沒搶，這是勞動所得，憑啥不給？”除了幾個仍在上班沒回，樓上樓下的七八個老鄉自發地集中到了一起，要給譚永洪討個公道。站在工廠大門外，他們與老闆隔着圍欄喊話。“人家給你幹了活，你就應該算工錢！”也許是人多鎮住了場面，站在大門另一端的老闆只回了一句，“我不和你們談”，隨即便撥通了派出所的電話。
這一次，譚忠厚等人無功而返。事後，譚忠厚告訴記者，他們帶着這麼多人去，其實壓根兒沒想打架。他們也知道真要打起來，可能得不償失。他們就是想嚇唬嚇唬老闆，讓他趕緊把錢拿出來。
萬元賠償
常被叫價上百萬
如果說譚永洪等人的討薪行爲是“雷聲大雨點小”。那麼，今年6月底，發生在常平鎮的一宗因女工跳樓自殺而引發的索賠事件，動靜可不小。
爲了討個“說法”，包括死者李某蓮的父親、丈夫在內，共有100多人堵在了工廠的門口。在有關部門查實李某蓮之死並非由廠方的因素造成之後，情緒激動的死者家屬和朋友又在工廠內外燒起了紙錢。也因此，工廠被迫停工數日。經過持續一週的談判，死者家屬最終與工廠達成協議，將100萬元的索賠金額降至8.8萬元。其中，包括工廠理應支付的喪葬費、撫卹金、救濟金1.8萬元，以及出於人道主義額外支付的7萬元。
幾乎同時發生的吳某龍因工死亡一案，也遭遇了同樣的情形，30餘人連日到高?鎮的一家包裝製品廠報到，要求賠償。這次的數額更高，已經被喊到了300萬元。事實上，由於工廠已經爲吳某龍購買了工傷保險。按照相關法律的規定，因工死亡的情況，如果社保已經進行了賠償，工廠可以不再承擔責任。
也是持續一週的對抗，吳某龍的家人最終拿到了14萬元。
羣體討薪
背後常常有推手
究竟有多少人採用了比較過激的手段進行維權？記者目前沒有掌握絕對權威的數據。但是，連續發生的羣體維權事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個趨勢愈演愈烈。不通過這種方式，工人就無法維權了嗎？
高?谷某包裝製品廠的中方廠長李懷君接受採訪時坦言：“我們也覺得現有的因工死亡的賠償標準低了點。如果工人走正常的途徑，比如通過工廠的相關負責部門，找我們談。我們也會根據工人的具體情況，酌情給予補償。但是，工人的家屬卻要採取這種方式，給大家都帶來了麻煩。”
“可爲卻不爲”，到底是誰在推動着工人“呼朋引伴”地去討薪？
已經成功調解多宗羣體維權事件的東莞市方中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恩厚，將原因歸納爲三點：
其一，許多工人已有的維權經歷，或者是長久以來的慣性思維，讓他們直覺地認爲，走正常途徑就要不到錢，工廠根本不會搭理你。李懷君廠長也承認，一些小企業確實在這一點上做得不足，並且連帶地影響到了整個環境。
其二，一些利益集團的唆使。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幫人討薪甚至出現職業化的苗頭。有工人或者受害人的家屬，聘請“職業維權者”參與討要錢款。索款成功後，參與人可獲得“分紅”。有律師親眼目睹，一幫人索賠成功後，當即在廠門口分派索得的錢款。
其三，羣體討薪的成功案例，也給其他維權者提供了示範。據劉律師介紹，他在協調一宗涉及數額高達上百萬元的索賠事件中，將對方的“漫天要價”壓到了10萬元以內。當時，對方直言不諱，“我們村死個人，都拿到二三十萬元。你們只給這點錢，我們回去怎麼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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