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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8月，默默無聞的山東小縣城寧陽就會變成魔幻現實的“蟋蟀王國”:方圓十幾公里一下子涌入十幾萬人，成了全國最大的蟋蟀馬路市場。提着籃子的婦女“千手觀音”般掀開手裏神祕的小罐，說不定哪一個就會幻化出成千上萬的金錢。
記者◎賈冬婷王麗娜
“嘖嘖！那可是隻‘老白青’，白大頭，配戴老虎鉗子的白牙，百年難遇！”9月初，寧陽的蟋蟀季已進入最後的瘋狂，一隻身價1.4萬元的“天價蟲”紀錄正被人津津樂道。
“那是8月17日晚上，我親眼所見。”坐鎮“燈光市場”收蟲的老柳言之鑿鑿，“是天津的大戶老樂明從蟲販健兒那裏收的，開價3萬元呢！正所謂1000元看兩牙，2000元細皮嫩肉，3000元虎頭尖翅。再往上，看屬於青、黃、紫、白中哪一種名蟲，價格才能上萬元。”
第二天早晨的“黑風口”早市，記者又聽到了另一個版本，只不過時間地點換成了8月17日早晨的“黑風口”。“老樂明就在旁邊那張桌子上收的，他每年來了都坐同一個位置。更奇的還在後頭——”擺攤賣早點的劉五慢悠悠品了一口茶，“過了5天，老樂明又開着他那輛‘林肯’來了，還在那張桌上，但一來就怒氣衝衝，嚇退了圍攏來的賣蟲者。他從罐子裏取出一隻蟲，狠狠摔在地上——什麼1.4萬元的蟲王，這是隻‘白蟲’！怪我看走了眼！說罷拂袖而去。衆人圍攏一看，這可不就是那隻傳說中的‘蟲王’麼，已經被摔得稀爛。圍觀者議論紛紛:老樂明這跟頭摔得大，‘白蟲’是一種人工飼養出來的溫室蟲，個頭大，精神，但中看不中用，沒鬥志。被人高價買去，一週之內就會現了原形。老樂明從那以後就沒再出現了，肯定是受了打擊，迴天津了。”
“蟲比金貴”——這幾乎是每一段寧陽蟋蟀故事的開頭。每一隻“天價蟲”傳奇都讓這裏的財富夢想更爲瘋狂，而支撐這一財富鏈條初級環節高價的，是其後端隱祕的賭博市場。
寧陽蟲，蟋蟀第一村的 “蟲經濟”樣本
下午17點多，古城村裏的捕蟲小分隊就陸續出發了。他們裝備統一:與玉米葉和青草顏色相近的迷彩服，頭戴礦燈，手持捕蟲網，肩荷裝蟋器具，騎摩托車或者租麪包車出發。
村主任劉明新說，像這樣每晚出動的“撬子手”佔全村人數的60%。每年的立秋至白露的蟋蟀季是村子裏的“秋節”，正值農閒，家家戶戶都鎖門，老老少少齊出動，平時東扯葫蘆西扯瓢的人不見了，都去捉蟋蟀去了。“秋節”甚至比春節還重要——因爲既能聽蟋蟀的叫聲，又能掙錢致富。
“入夜了，青紗帳裏的玉米比人還高，葉子刺得臉生疼，蚊子亂咬，甚至都鑽進耳朵裏，睡不成覺，可一旦聽到蟋蟀出來，就什麼都顧不上了。”“撬子手”劉洪剛對記者說，一般“大蟲”要4點後纔出來，靜靜聽，只有兩三聲的沉穩叫聲，彷彿在這邊，又彷彿在那邊，捉摸不定，運氣好的一晚上能遇上一兩個大蟲。就這樣，貓着腰在玉米地裏走上兩三百米，再貓回來，一直到早晨7點纔回來。
前一天早上4點多，一個村民逮了個“大蟲”，經識別是青大頭，最起碼可以賣到2000元。回去後很快一個上海的客商就聽到了信，以3300元買走。劉明新說，像這樣的好消息在村子裏傳得很快，比如是10點賣的，到了10點10分，全村人就都知道了，比新聞記者發佈消息還要快。“如果誰逮的一隻蟋蟀能賣到1000元以上，就會高興得一天一夜睡不着覺。你想吧，普通人一個月上班能掙多少錢？一隻蟋蟀賣到1500元以上，捉蟋蟀的人就要請客，請當天和他一同去捉的所有人去鎮子上的小飯店喝酒慶祝，通常花費在300元左右，還要給村子裏的人發好煙。”
全國蟋蟀以寧陽最有名，寧陽以泗店最有名，泗店以古城最有名。古城蟋蟀個大色好，驍勇善鬥，興於唐宋而盛於明清，歷來是貢品，被譽爲“江北第一蟲”。劉明新說，古城土地肥沃，酸鹼適度，土壤富含磷、鉀，這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蟋蟀”。
據村裏老人說，古城是大周時期曹國舅的後花園，後來演變成縣城，《三國演義》裏有記載，“兗州三百里，關公佔古城”。那個時候，蟋蟀只是妃嬪們聽叫解悶的工具，真正出名的是從清朝開始，從蟋蟀譜上可以查到很多“將相”和“蟲王”級別的蟋蟀都來自這裏。
上世紀40年代，天津人最早來古城逮蟋蟀。原寧陽縣蟋蟀研究會理事長王際雲對記者說，他的第一任師傅常老師就是其中之一，原來是光緒皇帝的蟲師，通過宮裏的蟋蟀譜知道了這裏的蟋蟀有名。
一開始，賣蟋蟀也就是幾分錢，村裏人更願意要電池、燈泡、手電筒之類的工具，這在當時是很高級的東西，可以逮到更多蟋蟀。劉明新還記得，有一家人用逮蟋蟀一個季節攢的錢，買了一輛青島生產的“大金鹿”牌自行車，153元，相當榮耀，讓人羨慕了好幾年。1986年以來，隨着越來越多外地人的到來，古城蟋蟀價格也開始上漲，好的就能賣出二三百元，相當於現在幾千元的，逮蟋蟀的人也猛增起來。90年代後，在一些有頭腦又有捉蟋蟀經驗的人中開始產生蟋蟀販子，比如劉洪剛。
像村裏的其他小孩一樣，劉洪剛從小就拿自接電池的手電、形似紅纓槍的鐵鉗子、紅銅絲編成的網去抓蟲，後來技術慢慢提高了，成了古城有名的“撬子手”。但即便如此，一家一季能賣600多元錢就很好了。1991年，因爲有了一些名氣，上海人開始邀請他帶蟲去上海賣。“一個來回加上在上海賣蟲是10天左右，一次淨賺1000多元，一個蟋蟀的季節能跑三四個來回。你說捉蟲和販蟲哪個賺錢？”劉洪剛從此成了專門收蟲的“二道販子”，從小蟲到大蟲，現在一季也就是收30多條蟲而已，只收2000塊錢以上的。他說:“信息時代嘛，都是別人打電話來找，一個月的話費就1000多元。有人直接到家裏或是村口租賃的蟋蟀銷售處。”
像劉洪剛這樣的大販子畢竟是少數，古城村只有七八人。劉明新說，村子裏的人畢竟經濟能力不強，銷售渠道也比不上外面來的販子，大多數是出價在200元以下的小販子。
古城的蟋蟀出名早，它爲寧陽的“蟲經濟”提供了樣本。村主任劉明新說，“秋節”期間農民的收入佔到全年收入的一半，比如今年，8月以來全村增收了200萬元，平均每人5000元不成問題。但現在古城村裏的蟋蟀早名存實亡了，寧陽地區都比以往少了許多，“撬子手”們越跑越遠，要坐車去幾百裏地之外的地方逮。“過去抓蟲一般以半夜至凌晨爲主，頭上戴着小礦燈一條拔一條拔撬過去，抓到大蟲收起裝罐。小的和雌的一律放生。現在大的小的，雄蟲雌蟲一起抓，幾乎是在趕盡殺絕。晚上抓了不算，白天又有一撥去輪着轟炸。”
“縣裏曾出臺地方性法規，禁止捕捉雌蟲以增加繁殖，根本不管用。雌蟲都在市場上成袋批發呢！”中華蟋蟀研究會副主任劉德強說，全民瘋狂捕蟲造成這一資源急劇減少，好的就更稀有——寧陽“蟲經濟”的金子越發難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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