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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玉村的白天也少見人煙，人們大門緊閉，用這種方式來彼此告誡要小心。這個背靠秦嶺的陝西周至縣村落其實從來沒有面臨過什麼大的危險，但現在，每人都認爲自己身處險地。十幾天前，又一個6歲的女孩被離奇毒倒，西安的一家醫院才把她從死亡邊緣拉回來。人們把此事和去年村長朱景林之死聯繫起來，過去6年裏村裏共造成3人死亡的數十起中毒事件讓人不寒而慄。
主筆◎朱文軼
投毒者的幽靈
劉春凡在村子裏已經沒法待下去了。今年3月，她憤怒的二嫂點燃堆在劉春凡家門口的稻草垛，大火把劉家的大門燒成了枯炭，被煙燻得漆黑的房子看起來像一間無人問津的山廟。劉春凡只有躲出去了。
一開始，人們相信村子被某種邪氣下了蠱。位於丘陵地帶的稻玉村，被一條下雨纔有水的幹河分成河東和河西兩塊。2001年開始，接連的“怪事”都出現在河東。幾戶人家的孩子突然犯病，抽風、口吐白沫。河東因地勢平緩，住戶和人口略比河西密集。人們先沒有往“中毒”上想，只是猜測河東的風水出了問題。稻玉村的老村長周來宏說，2002年，村裏的老人出面集資了1.2萬多元從外面請了戲班，搭臺唱了3天大戲。
村民請的“藥王神”並沒阻止“怪事”。2006年底，“邪氣”降到了村長朱景林的頭上。朱景林的四弟朱景雲回憶，11月19日，朱景林跟老婆王葉葉說他想吃點粉蒸肉。王葉葉把肉蒸在鍋裏快熟的時候，去正在蓋房的妹子家幫忙打雜，朱景林叫住在老五朱海功家的母親一起吃飯。“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中午剛過，二哥就倒地抽搐，家人急忙把他送到醫院。回來後不久，我媽也出現情況。一家人急忙把老太太推進縣醫院急救室的時候，醫生已經出來說，我哥不行了。”
人們於是開始注意這些偶然事件背後的聯繫，他們發現，受害者最終都能和朱景林一家人扯上關係。村裏第一個中毒的女孩經常跟朱家老五朱海功的女兒在一起玩，女孩死後第6天，朱海功的女兒就出現了和她同樣的症狀，因搶救及時而得救。
在周至縣稻玉村，這個家族的恩怨幾乎早就家喻戶曉了。
家族恩怨的社會背景
劉春凡的男人叫朱計功，朱計功是朱家五兄弟中的老三，在稻玉村是一個愛尋釁吵架的傢伙。村裏喜歡他的人很少，但沒人敢惹他。
這個家庭也不大與他人交往。他的對門僅隔幾步路，住着他的大哥和二哥。他每天都要和他們碰面，卻很少主動打招呼。他們沒什麼深仇大恨，村裏人說，朱計功對他老婆基本上言聽計從。在他看來，自己的兄弟屬於另一個利益集團，和他針鋒相對。
表面上，朱家五兄弟的隔閡源於朱計功小時候他父親把他過繼給了一個遠房親戚。儘管這只是名分上的，朱計功和其他弟兄4人還是吃住在一起。但據說，長大後，朱計功和其他幾人的關係就生疏了。朱家其他人堅持認爲，老三在家庭裏地位變化導致了他的心理落差。
1979年，朱計功就鬧着要“分家”。80年代左右，在稻玉村，父權仍然是各種社會組織和社會關係裏最有威望的一種權力。沒有特殊原因，比如，家中住房緊張，老大要給老二騰出新婚住房，分家在一個被視爲和睦的家庭更是無法容忍。
朱計功敢於提出分家，老四朱景雲說，這裏的確多半是朱計功受到了老婆劉春凡的鼓動。在公社體制下，一個家庭一年在生產隊掙得的工分都在年底統一交到家長手裏，由家長統一分配。“朱計功兩口子結婚後一直就在算賬，算來算去，他們覺得在這碗大鍋飯裏吃不划算，自己負擔太重。”
“父親剛開始也不同意，但後來發現不分沒辦法了。老三在外面幹零活的收入也不上交，自己攢私房錢。他還經常聽兩口子在背後埋怨這件事。父親看管不住了，與其吃一鍋飯，生兩樣心，不如分了算了。”朱家人說。
當年朱計功鬧着要分家時候，他有無法掩飾的優越感。他和劉春凡兩人掙的工分要供養兩個正在上學的弟弟，那時他的確是家裏的頂樑柱。80年代，像朱計功這樣兩口人務農的家庭要更吃香，整個分配製度仍然偏向勞動力。直到1981年，稻玉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村委會都還是統一了“照顧勞動力”的過渡方案。
“稻玉村沒有手工業，它的全部收入來源於農業。其他一些縣和一些生產隊直接採取了按人頭分地的方法，但是我們不行，要照顧勞動力。”稻玉村原村長周來宏說，“人8勞2”的過渡辦法在稻玉村延續了3年。這種所謂“人8勞2”分配製度，是指將全村土地的80%拿出來按人頭均分，剩下的20%在農業勞動人口間進行二次分配:勞動人口可以獲得更多的土地。
朱計功是這種制度下的受益者。但隨着政策過渡期結束，朱計功和劉春凡家裏多分的地被陸續收回;完全依賴務農，兩人的經濟優勢也不再明顯。他於是成了稻玉村“轉型”裏的失意者。
分家後，隨着時間推移，朱計功的狀況更是急轉直下。幾個兄弟都比他有出息，二哥做了村長，四哥是縣裏文體局幹部，在縣裏還有自己的生意，他對生活的挫敗感與日俱增。他把他對家族的控制感和少許僅存的心理優勢都集中到他的大舅子門口那塊地上。他和大舅子劉智玉之間倒組成了“陣營”。這塊7分地成爲朱家後來無休無止的爭吵、糾紛以及更大悲劇發生的根源。
“7分地”
朱計功和他幾兄弟現在住的房子是在河東一塊宅基地上。在稻玉村人看來，這是一塊難得的好地，因爲在坡地很多的村裏，這塊地特別平整，是蓋房的好地方，並且地兩邊還鄰着出村的兩條主要道路。
稻玉村的“聯產承包”比陝西其他村要晚一年。1981年分地時候，這塊地上只有兩戶姓王的人家，很多住在河西的人都想搬到這裏。周來宏說，作爲生產隊的預留地，誰都可以申請，“誰的申請提得早，誰就拿到這塊地”。
第一個申請到的就是劉智玉，他的房前擁有一塊完整的7分地。後面很多人接着把房子蓋到了這裏，包括朱家老大朱佔功、老二朱景林。先入爲主的劉智玉給這些後來者製造了麻煩。
稻玉村三組組長王文玉說，稻玉村的土地相對豐裕，一開始對住宅用地和農業用地的比例規定不像其他村那樣嚴格。在很多村，都實行“宅田掛鉤”，一戶農民的住宅多了，就要相應縮小農田面積。“稻玉村就有嚴重的歷史遺留問題，很多人家宅基地都修得很大，如果按照‘宅田掛鉤’的方法，他就分不到田了。這樣，稻玉村沒有一刀切，而採取‘莊、田分離’，以1970年爲線，1970年以前，村民超過標準的大宅仍然保留。1970年以後的房子，一律按照‘前三後二’的標準修建，就是保證前面留三丈空地後面兩丈。”
朱家兩兄弟80年代蓋房時因此留下了心病，門口全是劉智玉家的地，他們的房子連基本的“前三後二”也沒法實現，“出門只有兩三米地方是自己家的，更何況，朱景林後來還當了村長”。
只是劉智玉實在不是個好打交道的人。朱景林幾次找劉智玉商量換地，都被他拒絕。朱家老五朱海功回憶，1992年，兩家再次坐下來談判，當然有求於人，朱景林儘管是村長，姿態還是放得很低。“我哥問他如果把門口塊地對通，他想要什麼條件？劉智玉說，‘這10年來，我這塊在你家門前的地就沒有好好長過莊稼，就因爲你家的房子欺了我家地，我還沒跟你要補償呢！’我哥後來說，那我們給你300元補償，你把地讓給我們。”兩家最後不歡而散。朱海功說，他覺得7分地本身並不是大事，但劉智玉心裏認爲，憑這塊地，劉家就壓過朱家一頭。
1995年，老三朱計功打算從河西老宅搬到河東，和親戚們住在一起。朱計功本意並不是想挑事來，但他的到來確實讓朱家陷入了紛爭。
儘管分家後，這個弟弟並不受人歡迎，朱佔功和朱景林兩兄弟還是爽快答應了他的要求。這裏面當然有倆人的私心。朱計功的房子蓋在朱景林家的對面，而朱計功那塊宅基地的對面正好是朱景林的田。朱計功這樣就面臨着和朱景林同樣的困境，如果朱景林不給他讓地，他的房子就只有後院沒前院。如果二哥把地讓給他，當然會有條件，就是朱計功要說服自己的舅子，以那塊7分地做交換。
現在看，朱家倆兄弟簡直是“引敵入室”。朱計功不僅沒有履行當初的“君子協定”，還跟劉智玉站到了一塊。“7分地”成了他們的“武器”。大哥和二哥越是想要那塊地，他就抓得越緊，他要時刻贏得並享受這場戰爭的控制權。2000年，朱家的老父親去世，朱計功和其他兄弟的矛盾就尖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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