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2004年前後的“上繳稅費明細”與“農業補貼資金明細”一對比，前些年負擔最重時每畝田要交198元，現在每畝田至少有41元補貼。最早的土地承包合同出現在1983年，此前是集體經濟時代，農民按勞動計工分，憑工分分配糧食、布票、油票和肉票，情況最好的1979年，年人均布票四尺，肉票1.15公斤。
有些內容今天看來不可思議，比如，1978年一份油印的“經營管理制度”有關“積肥”的規定，“7歲以上每人每月交中等大糞一擔，小便30斤”“洗澡水一擔記工1分，地灰一擔4分”，還規定養牛的“每月交牛糞90斤至130斤”。
64歲的袁勝德從1966年至1995年一直擔任村支書，他對後繼者的“機遇”頗爲羨慕。老袁說：“村幹部的任務從收款變成了發錢，當然更能得到羣衆的擁護。”至於早年收糞積肥的經歷，更讓老袁連聲唏噓，“不能比、不能比，那年頭什麼都缺，成天發愁，打個飽嗝就叫幸福”。
袁勝德記憶最深的是分田到戶。1979年下半年，距蘄春縣不太遠的安徽省鳳陽縣傳來了大包乾的消息，蘄春縣嘗試“旱包水統、聯產計酬”，將旱地承包給個人，水田由生產隊集體經營，搞了兩年後，與全國同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老袁說，當時大包乾難就難在解放思想，不少老黨員反對，擔心“集體會搞垮了”，搞了兩個月學習，思想疙瘩才真正解開。
給孩子講述自己的童年成了35歲農民何東昌“最頭疼的事情”，“簡直沒辦法開口，那時候用的煤油燈，他見都沒見過，下雨天我沒膠鞋就踩高蹺，他怎麼也想不明白木棍能當鞋穿，還有好些農具，現在連影都找不着了”。但是，孩子現在司空見慣的東西，比如“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何東昌小時候想都沒敢想。
［檔案速覽］白石山村檔案中保留着大量黨員活動資料，1998年有《黨員防汛責任區劃分表》，2003年有《預防非典人口清查表》，2004年、2005年有《禽流感疫苗注射到戶表》。近幾年黨員學習心得、幫扶困難羣衆的對象任務、參加支部活動以及黨員評議、年終總結等均存檔保存。
43年來村支部的權力只有“文化大革命”之初中斷了半年。袁勝德說，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成立“村革委會”奪了支部的權，剛開始成天開會挺熱鬧，但第二年一開春，沒人組織春耕，羣衆就慌了，“唾沫星子不能當飯吃啊”，於是支部就開了全體黨員大會，決定黨員不能參加武鬥，要帶頭“促生產”，當大部分羣衆跟着黨員下地裏，“村革委會”的攤子也就散了。後來，附近幾個“抓革命”的村子都到白石山借糧吃。
那個特殊時代的印記在檔案中不難尋覓。1971年一份批准黨員轉正的文件是一張已發黃的材料紙，頂部印有“最高指示”，結尾還用藍色鋼筆寫着“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上世紀70年代以前批准入黨的，“家庭成分”均是“貧農”。1996年至今11年間，共有9人入黨，大都是農村致富帶頭人，包括退伍兵、個體戶等。檔案記錄表明，近10年來這裏沒有發生過一起治安或刑事案件。
［親歷者說］村支書何立明說：“窮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黨員標準，黨員如果都是窮人，黨還有什麼意義？能人覺悟提高了，入了黨，扶貧助弱會更加主動。”
1993年，村民熊楊波承包了村裏的大米加工廠，逐步富裕起來。1997年，他積極申請入黨，近兩年給村裏的五保戶無償提供大米幾千斤，去年村裏修路他第一個捐款2000多元。他說：“入黨舉了拳頭宣了誓，就要爲羣衆多做好事。”
2003年非典時期，在家的20多個黨員，對流動人口情況造冊登記，每個黨員負責十戶，送藥上門。2004年、2005年預防禽流感，今年初動員農民參加農村合作醫療，也是黨員挨家挨戶跑，往往搞到凌晨兩三點。黨員何力雄參加了歷次的行動，他說：“黨員本來就要爲羣衆服務，這是我們應盡的職責。”
［記者點評］白石山村黨員們做的事稱不上“壯舉”，大部分細小瑣碎，但他們做起來心甘情願，樸素自然。作爲各項政策措施落實的“最後一個接力棒”，普通黨員往往起着決定成敗的關鍵作用。
“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說了算”
［檔案速覽］白石山村歷年重大決策事項，均見諸檔案，樣樣有據可查。檔案中保存着1965年至今的各種選舉資料，許多油墨印的原始選票一疊疊貼在一起，清晰可辨。當52歲的何立明在1966年的檔案中，找到自己當選少先隊大隊長的選票時，樂得合不攏嘴，一臉天真。
近十年來所有支部會議記錄保存完好，黨務、村務、財務“三公開”資料更爲具體。1998年8月的一次支部會議記錄上，有一句富有哲理的話，“搞一次特殊，就失一份威信；破一次規矩，就留一個污點；謀一次私利，就失一片民心。”
2000年4月的“民主理財記錄”就有兩條“意見”：1、借款利息偏高；2、部分發票手續不齊全。隨後的一份記錄顯示，“整改基本到位，但要注意節約”，每份記錄均有6位村民代表的簽字。
［親歷者說］村民熊繼濤說：“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說了算，這就叫民主。”近年來，白石山村搞幹部承諾責任制，每個季度開一次羣衆代表大會，徵求意見，確定辦什麼實事，幹部當場作出承諾，明確責任。靠這項制度，修公路，開渠道，挖水塘，全村經濟狀況在橫車鎮48個行政村中排到前五位。
凡是涉及到羣衆利益的大小事情，既上牆公示公佈，又存檔備查，接受羣衆監督。何立明說：“所有資料均整理歸檔，目的就是讓村組織的每一項工作經得起上級組織和村民檢驗，經得起歷史檢驗，也給後人一個存照。”
他告訴記者，2004年，從中央宣佈農業補貼政策到羣衆拿到第一筆錢，大概花了半年時間，現在中央和省級財政補的錢，只需四五天就可發到農民手上。中央有關文件和會議精神，報紙上登了的，我們當天就上牆公示，沒登的一般十天左右就傳達到村裏。
［記者點評］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時期，白石山鄰近的策山寨村就成立了基層政權，是我黨最早的基層組織之一。讓老百姓當家作主，幸福和諧，不正是一代代共產黨人的孜孜所求嗎？
以村務契約化促農村和諧穩定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從農民的需要出發，以惠民的理念來謀劃，以務實的作風來落實。山東省濰坊市坊子區近來普遍推廣的村級事務契約化管理受到了羣衆的廣泛好評，有力地推動了和諧社會建設。
前幾年，山東省濰坊市坊子區實行村務公開、村務規範化管理和以“村財鎮管、聯村會計”爲主要內容的村級財務會計體制改革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於沒有一套科學合理的工作機制，村幹部與村民之間、村民與村民之間缺乏一個雙向制約、民主平等、公開透明的平臺,民主化、法制化建設缺少載體，一些措施流於形式，造成新的矛盾糾紛不斷出現。從我區2004年的信訪數字來看，農村信訪量佔全區信訪總量的80%，信訪內容絕大多數與村級事務管理不善有關。這表明，村級事務管理方式明顯落後於形勢發展需要。
執政論壇：村務契約化引領和諧新農村
基層工作有很大的創新空間和餘地。作爲一名基層領導幹部，要善於學習思考，勇於實踐探索，不斷提升綜合素質和執政能力。
近年來，我區實行的村務公開、村務規範化管理和以“村財鎮管、聯村會計”爲主要內容的村級財務會計體制改革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由於沒有一套科學合理的工作機制，村幹部與村民之間、村民與村民之間缺乏一個雙向制約、民主平等、公開透明的平臺,民主化、法制化建設缺少載體，一些措施流於形式，造成新的矛盾糾紛不斷出現。從我區2004年的信訪數字來看，農村信訪量佔全區信訪總量的80%，佔區及以上集體上訪的95%，信訪內容絕大多數與村級事務管理不善有關。這表明，村級事務管理方式明顯落後於形勢發展需要。
村務公開貴在“真實”
貴報近日報道了“常州12名村級新聞發言人亮相”的新聞，該新聞主旨直涉“村務公開”，給人印象很深。不過，在筆者看來，“村務公開”雖有了幾個典型，但從面上而言卻還有不少的問題需要解決。由於工作性質的需要，筆者經常要下鄉做調查工作。然而，筆者在調查中發現，有些地方村務公開工作並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公開欄上的內容一年四季“老面孔”，有的變成“空白欄”。另外，作爲村務公開重要內容的財務收支的具體數額、內容含糊不清，成了“糊塗欄”，這些問題嚴重挫傷了村民參與民主管理的積極性，也成爲羣衆集體上訪事件的導火索。
舊村改造需公開 山東省修改村務公開條例
3月29日，山東省十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分組審議了《山東省村務公開條例(草案)》，常委會組成人員一致贊成對村務公開的內容、鄉鎮政府在村務公開中的具體工作等作出進一步的明確規定，並明確提出舊村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