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政府部門責任檢討及失職道歉暫行辦法》正式審議，對於這一全國首例“官員失職道歉”地方立法，輿論一片讚揚之聲。(《人民日報》9月17日)
不否認深圳此舉的開創意義，也深知中國不同於國外。在國外，由於制度的使然，官員道歉是不需要寫在法條上的，但是，我們現有的制度和政治倫理，還不足以讓官員養成自覺道歉的習慣。因此，以法律強迫官員道歉，由上級責令下級道歉，這是一個不得已而又必須的選擇。
不過，既然是一個“道歉制度”，其設計就應該精細而周密，我覺得現在的制度有幾個缺陷需要彌補。
一是道歉形式不夠鄭重很容易流於膚淺。深圳規定，“道歉採取召開新聞發佈會、在深圳市主要報紙刊出道歉書等形式”。這些形式不足以讓人感到道歉的真誠，特別是登報道歉，很有可能只是先簡單致個歉，然後緊接着就是一段官樣文章，該形式對民衆幾乎沒有任何的心理衝擊力。在許多國家，官員往往會通過電視現場直播，神情凝重地向民衆道歉，懇求民衆的原諒，並且爲了表達內心的真誠，鞠躬等形體動作也是不可少的。
二是道歉的“構成要件”有些苛刻。除了“重大事故或者重大事件”外，一些看似“不大”，卻對民衆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的事情，不需要道歉，不需要向民衆作解釋和說明嗎？比如說地方政府控制房價不力，民衆怨聲連連；比如說行政機關服務效率和態度低劣，引起民衆不滿等等。去年11月，因爲房價高漲，韓國副總理向無住房平民道歉；今年3月，僅因爲報錯櫻花盛開日期，日本氣象局官員在電視上向全國民衆鞠躬道歉。如此低的道歉門檻，體現了政府對公共服務的質量精益求精，處處爲民衆負責的政治倫理，值得我們學習。
三是道歉的適用主體有侷限性。深圳規定，道歉的主體是“負有管理責任的政府部門”，可是，下級失職，上級部門和官員難道就沒有責任？舉個例子，如果由於公安部門的工作不力，導致治安惡化，公安局長理應向社會道歉，但是，作爲主管政法部門的副市長或者是市長，他們肯定也有用人不當、失察或督促不力之過錯，也必須承擔政治責任，向全體市民道歉。否則，如果一個重大事故發生後，下級官員道歉、處分、辭職甚至被司法追究，而上級官員卻心安理得，巋然不動，一個健全的政治倫理又如何能形成？
道歉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既然道歉，就應讓民衆看到政府的誠意。既然道歉，就不應該分事情的大小輕重。既然道歉，就應一個責任官員都不能少。這樣的道歉制度才能維持其基本的信用，不至於淪爲擺設。(於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