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用“新”作爲標誌，“新中國”一直是現代中國的代名詞。但面對同樣在戰後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日本時，人們幾乎從不使用“新日本”之概念，頭腦中仍然只有當年“舊日本”的印象。是否有一個“新日本”？
應該說，日本也有新舊之分。近代以來，日本至少有三次大的革新進程。
第一次是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明治維新”，日本選擇“棄舊圖新”、“脫亞入歐”，如廢藩置縣、摧毀封建制度、成立新的常備軍、實行全民教育、統一貨幣、“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使日本成爲歐洲型的民族國家。正是這樣的變革維新，使日本最先擺脫了東亞“殖民化”的命運，最先成爲快速走向近代化的非歐美國家。
第二次是二戰結束後，美國對日本的“強制更新”，使日本進入了全新的歷史時期。這階段日本有了新憲法、新政府、新經濟體制、新社會力量、新價值觀念等等。儘管這第二次“創新”是在付出重大損失(戰爭失敗)、又付出相應代價(出讓部分主權等)後，才得以實現的，但卻確定了“新日本”的基本框架與特徵。
第三次是冷戰結束後特別是近年來，日本希望“走出戰後”，進行“建設普通國家”的新轉型。這個過程纔剛剛開始，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不僅僅限於“修憲”、“入常”，需要進一步的觀察與研究。事實表明，近代以來，日本一直處於不斷更新的過程之中。最近，日本政壇又起風雲，所謂“後小泉?安倍時代”及“新福田主義”的議論在日本甚爲流行，更加引發大家對日本社會新變動的關注。
日本最主要的“更新”是什麼
日本最成功的“更新”是始於1945年的戰後改造，今天日本基本還沿襲着當時建立的法律框架及社會軌道。這個改造主要經歷了“除舊佈新”、“推陳出新”、“務實求新”三大過程。
一是因戰敗日本接受美國對它的政治改革，即非軍事化改造。非軍事化包括解除日軍武裝，解散軍事機構，廢除軍事法規、禁止生產武器和軍需物資、懲處戰犯、解散軍國主義團體、整肅軍國主義分子等。這項政治改造清除了原來日本近代化發展中的最大弊端———“軍事化”，使原來以戰爭爲中心的國家社會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儘管後來隨着美國佔領政策的調整，日本的國家功能得到了一些恢復，但這個“非軍事化”改革在戰後新日本的改造中發揮了極大的基礎性作用。這是一個強制性的“除舊佈新”過程。
二是經濟改革。與上述政治改革相呼應，經濟改革最初的動機也是爲了剷除軍國主義生存的溫牀，但改革內容及影響並不侷限於此。改革內容包括解散財閥、土地改革、勞資關係民主化等。這種初期改革儘管進行得並不徹底，但對於舊日本嚴重存在的“封建性”給予了有力的打擊，使日本始於明治維新的“封建性”資本主義改變了方向，爲打破壟斷體制，確立現代市場經濟提供了可能，也使日本在清除“軍國主義”病症之後，又迅速在經濟上得以“推陳出新”，進而成就了新日本經濟的高速成長。
如果說上述兩“新”主要是得益於美國外來的力量，那麼第三個因素“務實求新”則主要是日本內在力量發揮了作用。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結合本身國情，“修正”了歐美“經典”資本主義：以“個人主義”爲特徵的美國價值變成了更符合日本“島國社會”要求的團隊精神；美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變成了日本政府及行業調控與市場相結合的模式；美國以競爭作爲主要社會推力變成了日本以合作作爲社會基礎的選擇。
實踐證明，“除舊佈新”、“推陳出新”、“務實求新”三大過程融爲一體，就是“新日本”產生的歷史過程，其中有出於被迫的偶然，也有發自內心的必然。當然，日本在“圖新”的過程中，並未徹底“棄舊”。來過日本的人，都爲日本人保留本民族傳統特色的努力所驚歎。但這些傳統的文化、習慣、風俗中，其實已經注入了新時代的元素，今天日本人吃的生魚、欣賞的歌舞伎，都已經是今非昔比。就連頗具爭議的“保守派”也早不是當年那種“天皇史觀”的舊式人物，今天的“新保守派”基本是在上世紀80年代後，因經濟發展等重新喚起日本戰後長期受到壓抑的民族意識，同時“個人優先”的自由主義傾向也急速上揚。民族主義與個人主義攜手前進，成爲一枚硬幣的兩面。這些以戰後自由主義發展爲依託生長出來的新一代保守派，普遍淡化了舊有“皇國史觀”的痕跡，而具有張揚個人意識、走市民運動道路、希望重建日本新形象等特徵。
日本戰後經過了冷戰時期、後冷戰時期、“小泉時期”，每個時期又都在不斷增添新的特色。例如冷戰時期經濟的高速成長及反戰和平運動；後冷戰時期的日元升值、平成蕭條和平穩、成熟化的社會生活；小泉時期的日美重構關係及日本走向普通國家的轉型。直至今天，安倍政權雖短命，但也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新話題。
福田上臺後，日本將出現哪些新的變化，都將爲我們認識日本之“新”，提供活生生的素材和依據。我們要認識的是這個現實的、具體的“新日本”，而不是書本上的、抽象的“舊日本”。新日本當然也是“集是非譭譽於一身”，並非“一新遮百醜”。如果要概括，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走向成熟、趨向保守、張揚自我、正在轉型的日本。
中國人需要關注新日本
中國人是否以現實的眼光，冷靜、客觀地關注“新日本”，不單純是對日本的認識，也不僅限於中日關係範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國人進入新世紀、適應新的發展環境需要的一次“思想方法”革新。
首先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近代中國曾經歷過太多這樣的經驗教訓。當我們過於注重舊有部分的學習或批判，忽視了對新鮮的現實問題的關注時，我們就會不知不覺地背上歷史包袱而難以自拔。作爲一個文明古國，這是一種極易出現的認識慣性。在文革結束時，許多人都認爲要將清算文革作爲重點，但鄧小平明確提出在搞清重大是非的前提下，“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大方針。正是這種遠見卓識，帶來了中國經濟、社會如此巨大的發展與變化。
今天中日關係遇到新問題時，有的人往往不是跟蹤現實發展，分析新現象，面對未來走向開展研究，而是從舊有知識、概念及空洞的思辨中尋找現成的答案。儘管這樣的研究使我們感到熟悉、易於接受，但問題在於其並不太符合現實，不能完全解決面對的問題。
其次是看全面，而不是看片面。“見舊不見新”說到底是一種片面的方法論。這種片面論在中日關係上有兩種表現：一是過於以我爲主，即只站在自己立場上看問題，總是以爲自己是對的，是不必反省的，自己的不足也是情有可原的，而對方的一切都是無理的。因此，講自己就專挑對自己有利的部分，講對方就專挑對方不利的部分，這是一種與“實事求是”明顯存在距離的思想方法。
另一種表現是將日本與歐美各國區分開來，差別對待。例如批評日本時，常常將德國作爲正面反省例子進行對比。但幾乎沒有人提到正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以悲情矇蔽人民，很快又重蹈戰爭的覆轍。似乎爲了批評日本，就可以把德國說得一切都好。其實加強對德國一戰後歷史的分析、批評，更有利於今天對日本及國際形勢的準確理解與評估。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同時又是相互借鑑的鏡子。中國人如何看待日本，實際上就是如何看待歷史與未來，如何看待書本與現實，如何看待自己與世界。建立全新的、現實的日本觀，我們才能面對瞬息萬變的日本及世界，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自身發展。▲(作者是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